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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漢語方俗詞理據探尋方法芻論
2020年01月17日 09:31 來源:《語文研究》2018年第4期 作者:雷漢卿 王勇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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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近代漢語方俗詞大多因形義關系疏離,不易索解,只有探明其理據才能更為準確地釋義。文章認為,探尋近代漢語方俗詞的理據,可以從外部和內部兩個方面入手:著眼于外部的方法有審辨形音、追溯源頭和探求文化;著眼于內部的方法有同義詞互參、反義詞互參、同模詞參證以及意義系統參證。

  關 鍵 詞:近代漢語;方俗詞;理據探尋方法

  作者簡介:雷漢卿,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王勇,四川師范大學文學院。

  基金項目:本文得到了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近代漢語詞匯理據研究”(項目編號:18FYY034)的資助。

 

  近代漢語方俗詞研究目前已取得了豐碩成果,但多以歸納出符合“通文”要求的詞義為主要目標。對于近代漢語方俗詞研究來說,探尋詞語理據是解釋詞義的重要方面,而目前從全局著手研究這一問題的成果還很少見。楊琳(2011)在此方面做了許多有益的探討,總結闡述了12種訓詁方法。[14]其中“詞例求義法”和“文化求義法”與詞語理據探尋密切相關,但其重點在于“訓詁”方法,即解釋古代典籍中疑難詞的方法。此外,曾昭聰(2013、2015)也有關于詞語理據探尋方法的論述,但僅涉及異形詞在理據探尋方面的作用。[17,16]

  本文擬結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充分利用影響詞匯生成和演變的外部和內部因素,歸納一些適用于探尋近代漢語方俗詞理據的方法。外部因素指關涉人的因素。人是語言的創造者和使用者,語言的產生和演變都與其使用者密切相關。本文著眼于詞匯外部因素的方法有審辨形音、追溯源頭、探求文化等方法。內部因素指關涉語言系統的因素。語言是一個符號系統,系統中的符號不是孤立存在,而是處于一定的關系之中。詞作為其中一種符號,彼此之間存在形式、意義等方面的廣泛聯系。根據系統原則,本文歸納出著眼于詞匯內部因素的方法有同義詞互參、反義詞互參、同模詞參證、意義系統參證等探尋方法。

  一、方俗詞理據探尋之外部方法

  1.1 審辨形音

  “形音”指詞的文字形式和語音形式。審辨形音是傳統訓詁的重要方法之一。下面本文將結合近代漢語方俗詞的特點,提出與已有審辨形音方法不同的探尋近代漢語方俗詞理據的方法。

  1.1.1 異形詞互參

  近代漢語方俗詞中有許多異形詞,它們的來源主要是誤字、俗字和同音假借字。針對這些字,我們除可以采用傳統的方法進行研究,還可以將異形詞作為切入點來解決問題,這一方法我們稱之為“異形詞互參”。異形詞互參是將一組異形詞放在一起比較,從各個詞形中提取理據信息,相互證發,以探明理據。

  異形詞互參的具體方法是:假設“A○○○”“○B○○”“○○C○”“○○○D”是一組異形詞,其中的A、B、C、D為意義明確的語素,“○”表示意義不明晰的語素。將上述四種形式放在一起互參,就會形成一個完整的、理據明晰的詞語“ABCD”,其過程見圖1。①

   

  例如禪籍中有一個四字格,目前所掌握的異形詞有以下幾個:②折半裂三、析半裂三、拆半裂三、柝半裂三、折半列三、折半烈三。③我們可以將以上異形詞放在一起,互相比參,從而弄清該詞的理據,確定能體現該詞理據的形式。

  第一個音節位置上的字有“折、析、拆、柝”,第二個音節位置上的字均為“半”,第三個音節位置上的字有“裂、列、烈”,第四個音節位置上的字均為“三”。第二、四兩個音節位置上用字十分統一,說明“半”“三”二字是記錄者普遍認可的字形,二字所記錄的語素即該四字格意義明確的兩個語素,因此該四字格可表示為“○半○三”。

  第三個音節位置上的“裂、列、烈”同音。據考察,該四字格有同義形式“折半破三”“拆半破三”,其第三個音節位置上的字均為“破”,與上述三字中的“裂”同義,因此“○半○三”中第三個音節位置上的語素可確定為“裂”。由此該四字格可進一步表示為“○半裂三”,因其中“半”“三”同為數詞,可確定該四字格當為ABab式四字格。由這一格式可以推知,第一個音節位置上的語素當與第三個音節位置上的語素語法性質相同,且意義相同、相反或者相類。第一個音節位置上的字有“折、析、拆、柝”,它們字形相近,其中“析”有“劈;剖”義,“拆”(同“坼”)有“裂開;分裂”義,符合ABab式四字格語法與語義的要求,因此“析”“拆”二字中至少有一個記錄的是第一個音節位置上的語素,但孰正孰誤難以判斷,或二者均為正字。“折”“柝”則是“析”“拆”的形近誤字。④

  以“ABCD”表示討論的對象,根據已掌握的異形詞加以分析,我們認為這個四字格A位置上的字可以是“析”“拆”;B位置上的字是“半”;C位置上的字是“裂”;D位置上的字是“三”,當ABCD四個位置上的字同時滿足上述條件時,“ABCD”便成為一個理據明確的詞。根據這一要求,前列諸異形詞中,只有“析半裂三、拆半裂三”是理據明晰的形式。

  1.1.2 重疊形式檢測

  近代漢語方俗詞中有不少與擬聲詞語音模式相類的變形重疊詞(分音詞、切腳詞、嵌1詞等屬此類),這類詞的產生是擬聲詞的語音結構在后世的自覺運用,其主要推動力是漢語詞匯雙音化的強大趨勢。眾所周知,事物的發展普遍具有一定的規律,根據其發展規律,往往可以反溯其發展變化的歷程,并還原其原始形式。已有研究表明,變形重疊詞,在語義承載上,有時兩個音節均無法獨立載義,有時則語義—實—虛;在語音形式上,江藍生(2008)指出,順向重疊一般變聲(一般變為[1]),例如:[pa]>[pa la];逆向重疊則一般變韻(一般變為[i]),例如:[pa]>[pi pa]。⑤[4]

  當遇到理據模糊的方俗詞時,我們可以利用上述重疊規律進行檢測,若它符合上述規律,則有可能是變形重疊詞,然后再證實或證偽。以習見于禪宗文獻表“不銳利的機鋒”義的“骨碌錐”“骨律錐”為例。《圓悟錄》卷四:“有轉變識機宜,到這里如虎戴角,骨碌錐守窠臼,于個中似龜負圖。”又卷一四:“作個骨律錐老衲。”其中“骨”“碌”“律”均無理據可言,“骨碌”“骨律”的語音形式為[ku lu],符合順向變聲重疊的語音條件,而該詞與“古錐”⑥完全同義,如《祖堂集》卷一九《香嚴和尚》:“日里話,暗嗟切,快磨古錐凈挑揭。”“古錐”義指老舊鈍拙的錐子,禪籍中引申指“不銳利的機鋒”。該詞又可作“骨錐”,如《虛堂錄》卷六:“芝峰老骨錐,不在明白里。”“古”的語音形式為[ku],順向變聲重疊則為“骨碌”“骨律”[ku lu],從而產生了“骨碌錐”“骨律錐”。[12]

  1.2 追溯源頭

  事物一經產生,便開始了其不斷變化的歷程,隨著時間的流逝,變化后的形式很可能與其原始形式相差甚遠,有時甚至難以察覺其間的聯系,語言中的詞匯亦是如此。就詞匯而言,最能展現其理據的當為其原始形式,因此,對于發生了詞義引申、偏旁類化、詞匯化的詞語以及由典故凝縮、結構變異、語境賦義而來的詞語,均須將其還原至原始形式或找到其得以產生的背景以及促使其演變的語境,然后才能使理據昭然。

  以詞義引申為例,若能找到某一詞語不同歷史時期的用法,將它們串聯成線,便能觀察到一個理據由模糊到清晰的連續統。因此,順著詞語演變的歷時脈絡,逆向上溯,追溯源頭,是探尋理據的一個有效方法。例如,“光景”在近代漢語中有“錢財”的意思:

  (1)錢秀才道:“自是有些,那里得到千金。”(《醉醒石》三回)

  (2)第四公子……學成這副奴顏婢膝,不做官也沒用處。喜得門前這些清客,沒也不上門。(《醉醒石》七回)

  上兩例中“光景”義為“錢財”。[6]311但“光景”與“錢財”的語義關系十分疏遠,完全看不出它們之間有什么聯系。遇到這種情況,第一步需要考慮詞義引申,若經過一番考索,仍無法找到其引申的路徑,再另尋他路。我們認為,“光景”的“錢財”義應是由其“生活狀況”義轉喻而來。“光景”可用以表“生活狀況”。例如:

  (3)女子心下著忙,叫老媽打聽家里母親。(《初刻拍案驚奇》卷一二)

  (4)我年已衰邁,豈還有取樂好色之意?但老而無子,后邊難堪。(《二刻拍案驚奇》卷-○)

  上兩例中的“光景”,例(3)指生活狀況,例(4)則指生活、日子,“光景難堪”即日子難過。日常生活所涉及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均需要開銷,亦即過日子與錢財關系十分密切,生活狀況的好壞與錢財的有無及多少直接相關,因此“光景”發生轉喻,從表“生活狀況”轉指“錢財”。而“光景”指“生活狀況”則由其“風光,景象”義引申而來。例如:

  (5)凌晨麗,倡女鳳樓中。(南朝·梁蕭綱《艷歌篇十八韻》)

  (6)是時山水秋,何鮮新。(唐·韓愈《酬裴十六功曹巡府西驛途中見寄》詩)

  上兩例中的“光景”均形容自然景象,其描寫對象從自然轉為人時,即產生了“生活狀況”之義。如此則“光景”由理據明確的意義“自然景象”引申出“生活狀況”的意義,雖其引申義的理據較為模糊,但與本義的聯系尚比較緊密。而“光景”由表“生活狀況”進一步引申而轉指“錢財”,則與字面意義極為疏遠,因此理據進一步損耗,幾近消失。

  1.3 探求文化

  語言是人類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人類文化的載體。詞匯作為語言中與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互動最為緊密的部分,對人類文化的反映也最為直接和客觀。人們造詞之時,必然會受到自身社會文化的影響,這便形成了詞語的文化理據。

  新詞的產生往往會受到文化的影響,例如“落草”“落路入草”“落路下草”是禪師們創造的宗門語,其中就蘊含了一定的禪宗思想。不清楚它們的意義得以產生的禪宗文化語境,其理據便難以明了,理據不明了則易導致釋義的失誤。例如:

  (1)世間也只有這一個方法路徑,若才不從此去,少間便,不濟事。(《朱子語類》卷四○)

  (2)大抵看文字,不恁地子細分別出來,又卻鶻突;到恁地細碎分別得出來,不曾看得大節目處,又只是在處尋。(《朱子語類》卷五五)

  (3)看書且要依文看得大概意思了,卻去考究細碎處,如今未曾看得正當底道理出,便了,墮在一隅一角上,心都不活動。(《朱子語類》卷一二一)

  馮青(2014)認為以上三例中的“落草”皆有“停于草率、隨便”之義,并認為下面兩則禪宗語錄中的“落草”亦當如是解:[3]211

  (4)壁立萬仞,依前卻來撞墻撞壁,有什么近傍處!雖然如是,已是也,不免將錯就錯。(《圓悟錄》卷一三)

  (5)師曰:“……如何是本身盧舍那?良久處好會取,若不委知,遂向你道與我過凈瓶來。”(《古尊宿語錄》卷二八)⑦

  馮氏指出,例(4)可理解為“草率的結果只能是將錯就錯”,例(5)可理解為“如果不是真正知道的話,那只能是草率地向你說”。這樣的理解與該詞的本來面目相去甚遠。

  “落草”本為宗門語,指“陷入言句或知識見解”。禪宗提倡不立文字,教外別傳,明心見性,認為語言文字無法描摹至微至妙的“道”,通過思量、卜度經教而獲得證悟的修行路徑是邪路而非正道。禪門以“直指人心”為修行之正道,以偏離正道為落入道旁之草叢,因此有落草之說。更能體現該詞理據的早期形式有“落路入草”和“落路下草”。例如:

  (6)所以安在溈山,三十年來吃溈山飯,屙溈山屎,不學溈山禪,只是長看一頭水牯牛,便牽出,侵犯人苗稼則鞭打。(《祖堂集》卷一七)

  (7)東禪齊拈云:“且道石霜會洞山意否?若道會去,只如諸上座每日折旋俯仰迎來送去,為當,為當一一合轍?”(《景德傳燈錄》卷一五)

  “草”在宗門內常用以比喻言語知見。例如:

  (8)因僧舉洞山參次,示眾曰:“兄弟,秋初夏末,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處去始得。”又曰:“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且作么生去?”師聞之乃曰:“出門便是。”(《景德傳燈錄》卷一五)

  此例中“草”均一語雙關,既指現實中的草,也比喻言語知見,“萬里無寸草處”即無言語知見、思量卜度之處,“出門便是草”即只要向外馳求,就會陷入言語知見當中。

  從學人的角度講,陷入言語知見為“落草”,從禪師的角度講,不得已而以言句啟悟學人亦為“落草”。如例(5)即禪師慈悲為懷,不得已而開一線道,以言句啟發學人。前引《朱子語類》三例中的“落草”與宗門語“落草”一脈相承,也當釋為“偏離正道”。⑧

  新詞之外,舊詞的詞義引申同樣會受到文化的影響,下面以“富貴”“貧窮”“破家散宅”為例展現禪宗文化對詞義引申的影響。

  “富貴”與“貧窮”是人所共知的世俗詞語,且嫌貧愛富是人之常情。然而這一婦孺皆知的人之常情施之于下面的句子則無法講通。

  (9)上堂云:“仲冬嚴寒,普遍世間,即易即難,唯我林泉之人無易無難。為什么如此?”良久云:“無人處向你說。”(《法演禪師語錄》卷三)

  “富貴即易貧窮即難”顯然違背常理,若以世俗觀念解之,則捍格難通。實際此處“富貴”指富有知識情解。禪宗提倡頓悟,要求學人自證自悟,發明自足本性,不可向外馳求,讓言語知見等世俗情解蒙蔽了澄潔本性。世俗“富貴”由積累財富而致,因此禪宗以之喻知識見解的積累。禪宗認為不能以自己為主的人容易隨人學語,記持一些言語知見,因此說“富貴易”,而蕩盡情識、自證自悟卻難,即“貧窮難”。再看下面的句子:

  (10)香嚴所謂昔年貧未是貧,今日貧始是貧。昔年猶有卓錐地,今日錐也無。(《破山禪師語錄》卷一一)

  此處“貧”即蕩盡情識,“錐也無”的境界較之于“有卓錐地”更高,更值得褒揚。與此相同,“破家散宅”這一世人極力避免的災禍卻是禪人追求的境界。例如:

  (11)若要易會,不必泥在三條椽下。但向逆順堆中攧撲不碎,自覺省力,便是時節至矣。(《密菴語錄》)

  (12),毀祖滅宗,不掛條絲,獨超象外,此人只會得接手句,未具透關眼。若能洗面摸著鼻,啜茶濕卻嘴,許爾是半個衲僧,未可全展缽盂吃飯。(《虛堂錄》卷一)

  (13)初機底人,且紹前語。久參底人,直須。更有一言,萬里崖州。(《古尊宿語錄》卷二六)

  以上三例中,“破家散宅”均指蕩盡情識。

  “富貴”與“貧窮”這對極為常見的概念在禪宗文化中被賦予了與世俗理解完全相反的意義和情感,這一意義的轉變唯有結合促使其轉變的禪宗文化方能合理地解釋。又如“了事”在世俗文獻中可指“完成事情”,而在禪宗文獻中特指“了卻生死大事”,因此“了事”引申出“徹悟”的意義,這一意義的產生亦是由禪宗文化所帶來的。如此之類,不勝枚舉。

  二、方俗詞理據探尋之內部方法

  2.1 同義詞互參

  楊樹達《字義同緣于語源同例證》以豐富的例證證明同義詞的理據往往相同。沈兼士認為《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所論“撮其要旨,約具三綱”,其中一綱即“字義同緣于受名之故同”,[10]即詞義同緣于理據同。

  詞義同其理據往往是相同的,作為一種規律,可以用于詞語理據的探尋。根據構成方式,詞可分為單純詞和合成詞。同義詞對單純詞和合成詞的理據探尋均有參證作用。同義詞互參主要基于兩大規律:一是詞義的類同引申,二是詞的詞法結構、語義結構、意義結構三者之間的對應關系。同義單純詞的參證過程如表1所示(表中“○”表示未知意義,下同):

   

  表1中參證詞與待證詞在我們所關注的意義上是同義的(表1中的②),即待證詞的意義明確,但理據待探明。若探明參證詞的意義②是由意義①引申而來,則可以預測待證詞也有意義①,其意義②也是由意義①引申而來。之后可以對這一推測進行證實或證偽,探明待證詞的理據。下面以“族”為例,見下頁表2:

   

  根據是否有相同的語素可將同義合成詞分為語素全異同義詞和部分同素同義詞。“同義詞的大多數,都是詞的語素間語法結構相同。如:‘安靜/寧靜/清靜’‘包含/包括/包羅’,都是并列結構;‘本相/原形/真相’‘矗立/聳立/屹立’,都是偏正結構;‘標明/表明’‘夸大/夸張’,都是動補結構。”[18]266因此,無論是語素全異同義詞還是部分同素同義詞,同義詞之間的詞法結構和語義結構都有可能相同,故可以互相證發。

  語素全異同義詞的參證過程如表3所示(表中“?”表示未知結構,下同):

   

  表3中參證詞ab、與待證詞是同義詞,參證詞的詞法結構相同,或同為并列,或同為偏正、動賓、述補等。當同為并列時,兩個語素的意義往往相同,因此其語義結構為①+①;當同為偏正、動賓、述補等時,兩個語素的意義有別,因此其語義結構為①+②。由此可以預測,當待證詞的詞法結構與參證詞相同時,兩個語素的意義亦應與之相同。例如“絞纏”“盤纏”“澆裹”等詞同為“花銷;費用”義,但“絞纏”“盤纏”理據清晰,而“澆裹”則理據模糊,因此可據已知參證未知,見表4:

   

  與語素全異同義詞相比,部分同素同義詞的互參作用更為重要,因為部分同素同義詞除了存在替換關系的語素外,其他語素相同,在詞語整體意義的限定下,存在替換關系的語素可能同義或同類(至少在具體語境中可看作同義語素)。其參證過程如表5所示:

   

  下面仍以在“花銷;費用”義上同義的詞來揭示部分同素同義詞的參證作用,見表6:

   

  2.2 反義詞互參

  在探尋某一詞的理據時,其反義詞也可以是一個研究視角,有助于確定思考問題的維度。反義詞之所以可以作為理據探尋過程中的參證因素,是因為“反義詞必須有相同的上位概念,其語義上的相反或相對是在同中確定的異”。[1]105例如,“長”和“短”是反義詞,二者的上位概念都是長度;“寬”和“窄”是反義詞,二者的上位概念都是寬度。相同的上位概念限定了它們在語義發展前后都須隸屬于同一個上位概念,因此根據一對反義詞中一個詞的發展情況可以推知另一個詞可能存在的演變。例如,“上”與“下”是反義詞,二者同屬縱向空間概念,若其中的“上”映射至心理空間表示“開心”,我們可以推知,其反義詞“下”亦有映射至心理空間表示“沮喪”的可能。

  反義詞互參與同義詞互參的原理和過程相似,不同的是同義詞互參求同,而反義詞互參求異。其具體論證過程可參同義詞互參,此處從略。

  2.3 同模詞參證

  同模詞是指利用同一固定模式所產生的詞。同模詞有固定的組合模式和意義類型并具有能產性。袁賓指出:“近代漢語擁有多種詞語的固定模式和一大批模式詞語……固定模式的詞語有一定的字數、有部分固定不變的字(詞素或語素),因而這類詞語具有比較穩定、比較明顯的結構類型和意義類型。同時,固定模式具有能產性……人們了解固定模式的結構和意義類型,接受新造詞語并無困難。”[15]113

  基于同模詞的上述特征,某一詞語,只有其構成成分分別符合詞語模在各個位置上所預置的要求,才能產生相應的意義。例如“七○八○”這一有模標的詞語模,只有當“○”中填入的兩個成分同義、反義或同類時(如“七顛八倒”),才能滿足該詞語模的要求,從而推測出“雜亂,豐富”的意義。因此,我們可以先根據一個詞語的整體意義與其意義較為明確的構成成分來逆推其未知成分,然后再根據其字形或語音來證實或證偽,這一過程我們稱之為“同模詞參證”,以“胡蹦亂A”為例,見表7:

   

  董秀芳將固定模式稱為“詞法模式”,并說:“(詞法模式)所包括的比‘詞語模’更寬一些,‘詞語模’中必須包含一個固定不變的詞(李宇明稱之為‘模標’),我們的詞法模式不但包括有標志性語素的,也包括沒有標志性語素但在組成成分的形類和語義類上有規則可循的構詞模式。”[2]101此論述說明有模標的詞語模可以進一步抽象化為無模標的詞法模式。而無模標的詞語模同樣可用于詞語理據的探尋,王勇(2016)已對此有所探討。[13]

  2.4 意義系統參證

  意義系統可以從兩個角度來觀察。從詞義引申的角度,我們可以觀察到同一個意義可能的引申方向和引申結果;從概念詞化的角度,我們可以觀察到同一個概念的詞化過程中可能的意義來源。上述兩個方面的考量均可為詞語理據的探尋提供參證。

  比較詞源學和詞義類型學的研究成果表明,意義系統可能是跨語言的。比較詞源學主要研究語義類型和詞源結構的普遍現象,即研究的是詞源的“普遍的趨勢”。比較詞源學的理論基礎是人類思維方法、認知方式、心理特征、精神文化、物質文明、自然環境的一致性、普遍性。[7]意義系統的兩個方面均具有跨語言的類型學特征,因此我們可以結合不同方言、不同語言,觀察其中表達同一概念的同義詞的引申方式及同一概念的意義來源,整合成一些具有參證作用的意義系統。

  2.4.1 詞義引申

  詞義的引申是有規律可循的,同義詞往往會發生類同引申,即同步引申。詞義引申規律還具有跨語言的一致性,這與人們普遍的認知感受相關。掌握了詞義的引申規律,我們就能根據規律向上溯源,向下推流,從而構建完整的意義引申鏈,以此為參照,可以向上追溯詞源,向下預測詞義的演化發展。

  例如禪籍中有“涂糊”一詞,《禪宗大詞典》釋為:①作弄、折騰;②涂抹。“涂”“糊”都有“涂抹”義,并列復合,表“涂抹”義,容易理解。但“作弄、折騰”義與其本義相去甚遠,看不出二者有什么聯系。該釋義是否準確,該詞何以有此義?該詞在禪籍中是否僅有此義?這些問題可以通過歸納“涂抹(覆蓋)”義的引申脈絡,構建語義地圖來解決。經過歸納,我們整理出了“涂抹(覆蓋)”概念可能的意義系統,見圖2:

   

  參照上述意義系統,我們并未直接找到“作弄、折騰”義這一意義節點,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推測失誤,而是我們所歸納的意義系統還不夠完備。因為我們在意義系統中找到了可以引申出“作弄、折騰”義的意義節點,即“欺瞞”義和“蒙昧”義,由此二義均可引申出“作弄”義。而想要證明這一推論,就必須證明“涂糊”有“欺瞞”和“蒙昧”義。考察禪籍,“涂糊”確有上述二義。“涂糊”表“欺瞞”義的用例如:

  (1)昭覺勤云:“者漢擔卻仰山冬瓜印子向人前賣弄。若不是霍山,幾被。”(《圓悟語錄》卷一七)

  (2)上堂云:“掀翻四大海,踢倒須彌盧。心粗膽大,少實多虛。夜見明星曾落節,兒孫隨后受。”(《無明慧性禪師語錄》)

  例(1)為強不知以為知,掠虛耍滑,自欺欺人,屬有意欺瞞;例(2)末句意謂世尊見明星而悟道的因緣使后世學人受到欺騙和迷惑。兩例中的“涂糊”均可釋為“欺騙;蒙蔽”。

  “涂糊”表“蒙昧”義的用例如:

  (3)手把豬頭不自噇,面前背后鬼分贓。重重敗闕無人識,贏得老定光。(《希叟紹曇禪師廣錄》卷七)

  (4)沙彌伶俐,侍者。鑒裁分明,不差毫忽。(《恕中和尚語錄》卷三)(“淈”,“涂糊”之異形)

  據此,我們不僅探明了“涂糊”表“作弄、折騰”義的來源,而且挖掘了該詞在禪籍中的其他意義,補足了詞義引申的中間環節。

  2.4.2 語義的意義來源

  此處所謂的語義即將概念詞化之后所得到的詞語的概念義。概念的詞化即將概念用語言符號固定下來的過程,其結果便是形成以語音為物質形式、以概念(意義)為內容的詞語。概念的詞化必須以一定的認知場景為依托,以場景中突出特征的選取為起點,接著用已有的相應的語言符號承載這一概念,從而形成新詞或新義。這些被選取的突出特征便成為概念詞化過程中的理據。

  概念框架中的要素是多元的,理論上講,任何一個要素都可以作為該概念詞化過程中的理據,因此語義的意義來源也是多元的。例如,“處理;處置”義的意義來源有“置放”義、“治理;整理”義以及“剖析”義等,⑨見圖3:

   

  以上述意義系統為基礎,可以逆推詞語的意義來源及其理據。假設有表“處理;處置”義的詞語A,我們可以逆推它可能用意義為“置放”“治理;整理”或“剖析”的詞語來表達;或者假設有表“處理;處置”義的詞語AB,我們可以逆推構成它的語素“A”“B”的意義可能為“置放”“治理;整理”或“剖析”,然后再小心求證。

  王锳認為,“區分,與當時的‘處分’一詞同義,‘處置’、‘處理’的意思,動詞。……有時寫作‘區理’,其義亦同。……按古音‘區’、‘處’二字聲、韻相近而調小異(今武漢等地方言尚然),故義或可互通”。[11]143若明白“剖析”義為“處理;處置”義的意義來源之一,我們就不會把“區”作為語素與“分”“理”等構成“處理;處置”義的詞語看作其假借用法。因為“區”有“區別;劃分”義,例如《論語·子張》:“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后漢書·黨錮傳贊》:“物性既區,嗜惡從形。”李賢注:“區猶別也。”因此,它與“分、裁、擘、劃、斷”等同義,可與表“剖析”義、“治理;整理”義以及“置放”義的語素構成“處理;處置”義的復合詞,如“區分、區處、區劃、區理”等。⑩

  本文對近代漢語方俗詞理據探尋的方法僅做了初步的嘗試性探討,所關注的問題還不夠全面,對已有研究成果的整合也不夠充分,對相關理論和方法的抉發和歸納還不夠深入,描述和解釋亦欠細致。因此上述方法都不能包打天下,只能解決部分問題。在探尋詞語理據的過程中往往需要綜合利用多種方法,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①圖1所展現的是理論上存在的、最能說明異形詞參證作用及其過程的情況,實際研究中可能很難遇到如此整齊的互補狀態。

  ②將ABCD四個位置上的字進行組配,還可以發現更多異形詞。

  ③需要指出的是:該詞意義尚不十分明確,據筆者觀察,可能有二義:一為運用自如,二為因有分別心而不斷產生妄見。

  ④“折”為常用詞,其意義十分豐富,但均與“分裂”義較遠。“柝”有“分裂”義,是“”的異體,《說文·木部》:“判也。”“判”即“分開”義。但該詞的常用義為“古代巡夜人敲以報更的木梆”,例如《易·系辭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因此在近代漢語,特別是口語性的文獻中,所用當為其常用義。“折”“柝”從意義上看當非正字,加之它們的字形與“析”“拆”極為相近,故而我們認為它們為形近誤字。

  ⑤與此相關的研究較為豐富,所總結的規律也較為充分,例如冉啟斌(2009)將漢語異韻擬聲詞(如滴答、撲通、嘰里咕嚕等)的語音規律概括為,前面的韻母往往用[i]類元音,后面的韻母往往用[a][u]類元音;前面的韻母可以沒有鼻音韻尾,但如有鼻音韻尾,則后面的韻母必有鼻音韻尾。[8]冉啟斌(2012)還分析論證了北京話擬聲詞邊音出現的規律,他認為第2音節出現邊音的可能性最高,出現邊音的可能性按第2音節、第4音節(如果有的話)、第3音節(如果有的話)、第1音節(不出現邊音)逐次遞減。[9]篇幅所限,此不一一列舉。

  ⑥無著道忠:“錐元銳利,而古錐則尖退鋒鈍,無復穎脫之能,以比老來無聰明之機智也。”以此則當以“古”字為正。

  ⑦馮青引該句至“向你道”止,斷句有誤。

  ⑧雷漢卿釋“落草漢”為“比喻不在正路上的人”,[5]467可相比照。

  ⑨由表這些意義的語素構成的“處理;處置”義的詞語非常豐富,除本文所舉之外,還有:分處、分畫、分決、分斷、分理:裁處、裁畫、裁決、裁斷、裁治;擘劃;處分、處裁、處置、處畫、處決、處斷、處治、處理;安處、安置;居處;決斷、決理;斷置、斷決、斷治、斷理;理處、理決、理斷等。

  ⑩此外,若如王先生所言,“區”借作“處”,則不會產生“區處”這樣的復合詞。

  原文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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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董秀芳.漢語的詞庫與詞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3]馮青.《朱子語類》詞匯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4]江藍生.變形重疊與元雜劇中的四字格狀態形容詞[C]//歷史語言學研究:第一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5]雷漢卿.禪籍方俗詞研究[M].成都:巴蜀書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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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劉寶俊.比較詞源研究四則[J].民族語文,1992(2).

  [8]冉啟斌.亮度原則與臨摹順序——漢語異韻擬聲詞的語音規律與成因[J].語言科學,2009(6).

  [9]冉啟斌.論漢語擬聲詞中的邊音[J].當代語言學,2012(4).

  [10]沈兼士.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序[M]//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增訂本.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

  [11]王锳.唐宋筆記語辭匯釋[M].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1.

  [12]王勇.禪籍方俗詞溯源[C]//漢語史研究集刊:第十七輯.成都:巴蜀書社,2014.

  [13]王勇.論強勢模式控制下的四字格創造與改造[J].文獻語言學,2016(2).

  [14]楊琳.訓詁方法新探[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15]袁賓.近代漢語概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16]曾昭聰.近代漢語異形詞理據探討[J].欽州學院學報,2015(1).

  [17]曾昭聰.近代漢語異形詞理據研究論略[J].綿陽師范學院學報,2013(7).

  

作者簡介

姓名:雷漢卿 王勇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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