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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地理語言學研究70年
2020年01月15日 09:35 來源: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 作者:沈明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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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所長劉丹青研究員主編《新中國語言文字研究70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中的第五章。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主任沈明研究員。

  第五章 漢語地理語言學研究70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漢語地理語言學在丁聲樹、李榮先生的引領下,形成了符合漢語實際的學科規范和話語體系,樹立了實事求是、樸實嚴謹的學風,培養了一批出色的學者,推出《中國語言地圖集》(1987)、《中國語言地圖集(第2版)》(2012)、《漢語方言地圖集》(2008)等一批重要成果,在國內外學術界享有盛譽。

  第一節 漢語地理語言學的定義和特點

  一、漢語地理語言學的定義

  漢語地理語言學指“以眾多地點的語言事實調查為基礎,利用語言地圖的方式描述語言現象的地理分布狀況,結合社會文化因素解釋這些分布的原因,探索語言變化的過程和機制。”(曹志耘:《地理語言學及其在中國的發展》,載《中國方言學報》第1期,商務印書館2006版,第174頁)

  包括以下兩個方面:第一,以方言地圖為其最終表現形式的地域方言調查研究;第二,以方言地圖為基礎所進行的各項綜合研究。(項夢冰、曹暉編著:《漢語方言地理學——入門與實踐》,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版,第26頁)

  研究步驟“簡而言之就是:調查、畫圖、解釋。”(曹志耘:《評巖田禮編〈漢語方言解釋地圖〉》,《方言》2010年第4期,第357頁。)。

  比較國內外的漢語地理語言學研究,其異同概括如下:

  1. 實地調查獲得的第一手語料,是可驗證的語言事實,也是研究的基礎。

  2. 注重字音及其演變規律,兼顧詞匯、語法項目。根據《方言調查字表》調查記錄單點方言的音系,歸納其演變規律和例外,快速有效。需要明確的是,用《字表》調查字音,不是照著字形念的,而是問該字所在的詞匯環境是什么。也就是說,調查的是活的口語詞或短語。

  3. 方言地圖包括分區圖和特征圖。分區圖側重于從時間到空間,從歷史比較法出發,根據方言(特別是語音)某些代表性特征的演變類型,看其地理分布,并“從語言的地理分布考證語言的歷史演變。”(曹志耘:《地理語言學及其在中國的發展》,載《中國方言學報》第1期,商務印書館2006版,第174頁)特征圖側重于從地理語言學出發,以方言地圖為基礎,從“語言的地理分布考證語言的歷史演變”,并“結合非語言因素解釋語言的分布狀況,探索語言變化的機制”。(同上)分區圖是在特征圖的基礎上歸納而成的,各有側重,相輔相成。

  二、漢語地理語言學的特點

  漢語地理語言學在創立之時,就一方面繼承了中國語言學的傳統,另一方面也借鑒了西方地理語言學的理論方法。

  1. 傳統的中國語言學,包含著明確的地理語言學的意識,即關注方言分類和分區。西漢揚雄《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簡稱《方言》)包含700多條詞匯條目,和大量方言地理及其分布的信息。李恕豪《揚雄〈方言〉與方言地理學研究》(李恕豪:《揚雄〈方言〉與方言地理學研究》,巴蜀書社2003版,轉引自張振興《〈方言〉與中國地理語言學》,載《漢語方言的地理語言學研究》,商務印書館2013版,第46頁)根據詞匯條目地理分布次數進行統計,把當時的方言分為12區,分別是:(1)秦晉方言區(含秦、晉、梁益三個次方言);(2)周韓鄭方言區(含周、韓、鄭三個次方言);(3)趙魏方言區(含趙、魏兩個次方言);(4)衛宋方言區(含衛宋兩個次方言);(5)齊魯方言區(含齊、魯兩個次方言);(6)東齊海岱方言區(含東齊、海岱兩個次方言);(7)燕代方言區;(8)北燕朝鮮方言區(含北燕、朝鮮兩個次方言);(9)楚方言區(含楚郢、北楚、江淮三個次方言);(10)南楚方言區(含江湘、沅澧、九嶷湘潭三個次方言);(11)南越方言區;(12)吳越方言區(含吳、越、甌三個次方言)。

  張振興(2013)認為:上述分區,“至少有三點值得提出。第一,這個分法可能比較接近當時的實際情況。第二,除了齊楚有交叉重見的以外,這個分法是最少含糊或兩可的。從理論上說,方言分區有時候需要含糊和兩可,但從實際應用來說,我們需要盡可能的干凈利落。第三,這個分法有二位區分,從大區里劃分次方言,這個也可能更加符合《方言》的實際情況。”(張振興:《〈方言〉與中國地理語言學》,載《漢語方言的地理語言學研究》,商務印書館2013版。第46頁)

  2. 西方的地理語言學,關注方言特征及其分布。19世紀70年代,歐洲歷史語言學青年語法學派提出了“語音演變無例外”。德國學者舒哈爾德(Hugo Schuchardt)強烈反對這一學說。他的瑞士學生吉葉龍(Jules Gilliéron)受其影響,制定了一份約有2000個詞語的調查表,并專門訓練了一位名叫艾德蒙(Edmond Edmont)的調查者。艾德蒙一個人實地調查記錄了法國約650個地點的方言詞語,編制出版了《法國語言地圖集》12冊(1902—1914年,1920年)。在這項研究中,吉葉龍發現幾乎每一個詞都有自己獨特的同語線,因而提出了“每一個詞都有它自己的歷史”,與青年語法學派的“語音規律無例外”相抗衡。(徐通鏘:《歷史語言學》,商務印書館1991版,第223—229頁。)。其實,這種分歧在于不同的研究目的或旨趣,歷史語言學側重于研究系統演變的規律性,地理語言學側重于研究例外演變及其原因。

  地理語言學,又稱作方言地理學(dialect geography)、語言地理學(linguistic geography)。

  把西方的地理語言學理論引入中國,最早見于岑麒祥《方言調查方法概論》(1936)第六章。分緒言、調查方法、地圖的擬制、地圖的解釋四個部分,還列了五種參考書(岑麒祥:《方言調查方法概論》,載《語言文學專刊》1936年第1卷第1期,中山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中國語言文學部編印,第69-73頁)。把西方地理語言學付諸實踐的是比利時神父賀登崧(Willem Grootears,1911—1999)。賀登崧1941年至1943年在山西大同市東南、桑干河南岸的西冊田村傳教,期間調查了大同方言以及歷史、地理、宗教、風俗等。1948年回國,1950年申請到日本工作,極大地影響了日本地理語言學的發展。1945年至1958年,賀登崧整理了當年在大同調查的材料,先后發表了4篇論文。這些文章由巖田禮和橋爪正子編輯刪節,并加上詳細的注釋,先后出版了日譯本《中國の方言地理學のために》(1994)和中譯本《漢語方言地理學》(石汝杰、巖田禮譯,2003)。也就是說,賀登崧在中國所做的地理語言學,到90年代中期經由日本二次引入。

  3. 現代中國學者非常重視漢語地理語言學。他們在借鑒西方地理語言學理論之初,便根據漢語方言的實際進行了改造。漢語方言的實際,一方面是漢語方言的分歧直接體現在語音上,而漢語屬于單音節語言,文字形音義兼備。漢語傳統的音韻學、訓詁學、文字學的研究成果眾多,其中不乏真知灼見。特別是有《廣韻》《集韻》之類的韻書,歸納方言語音系統的演變規律、找出例外非常便利。另一方面,地理語言學要求密集布點調查方言詞語,短時間內無法積累到足夠的調查語料。因此,進行單點或區域性的調查研究是當務之急。

  4. 20世紀20年代末期,現代漢語方言學建立。其時,漢語方言紛繁復雜,分歧(特別是語音)巨大,但幾乎沒有系統的實地調查研究的成果。于是,在1928到1946年的近20年間內,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組織了幾次較大規模的方言調查。主要有趙元任在兩廣(1928-1929),白滌洲在陜西關中(1933),羅常培在皖南(1934)和江西(1935),趙元任等在湖南(1935年)、湖北(1940年)、云南(1940年)和四川(1941年-1946年)。

  在后來出版的調查報告里,幾乎都含有方言分區(classification and distribution)圖。主要有趙元任等《湖北方言調查報告》(1948)有66幅方言地圖。楊時逢整理《云南方言調查報告》(1969)含65幅圖。楊時逢整理《湖南方言調查報告》(1974)含53幅圖。楊時逢整理《四川方言調查報告》(1984)含47幅圖。白滌洲調查、喻世長整理《關中方音調查報告》(1933年調查,1954出版)含42個地點、23幅地圖。“趙元任以及史語所的研究包括了地理分類和歷史比較兩方面的目的,這種研究模式對我國的漢語方言研究產生了長期而深刻的影響,一直延續至今。”(曹志耘:《地理語言學及其在中國的發展》,載《中國方言學報》第1期,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179頁)

  方言特征圖有王輔世《宣化方言地圖》(1994)。王輔世是賀登崧的學生,1948年7—8月間,跟隨賀登崧在河北宣化縣調查方言和廟宇。1950年8月把調查結果寫成碩士論文《宣化方言地圖》,涉及15個項目、64 個地點、35幅圖。1994年出版。

  第二節 漢語方言分區(classification and distribution)圖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推廣普通話成為三大語文政策之一。為此,1956年開始在全國范圍內開展方言普查。這一階段的漢語地理語言學成果,丁聲樹、李榮的《漢語方言調查》(1956)是一篇具有指導意義的經典論文。

  一、《昌黎方言志》

  河北昌黎縣志編纂委員會、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昌黎方言志》(1960;1984)是深入系統的單點方言調查的代表性成果,調查了193個行政村,調查條目多達100個,最終繪制出12幅圖。

  二、《江蘇省上海市方言概況》

  普查的代表性成果是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調查指導組《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概況》(1960),含43幅圖。

  其他省區的學習普通話手冊包含方言分區圖和特征圖。比如山西省方言調查指導組《山西方言概況》(1960)含22幅地圖;四川大學方言調查工作組《四川方言音系》(1960)含18幅地圖;福建省漢語方言調查指導組和福建省漢語方言概況編寫組《福建省漢語方言概況》(1963)含51幅地圖。

  三、《中國語言地圖集》《中國語言地圖集(第2版)》

  1979年《方言》季刊創刊,刊登了一系列漢語方言的調查研究成果。1981年全國漢語方言學會成立,搭建起全國漢語方言研究者交流合作的平臺。這些都為繪制方言分區圖提供了條件。這一階段的地理語言學研究延續了方言研究的傳統,在分區圖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最有影響力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中國語言地圖集》(1987),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中國語言地圖集(第2版)》(2012)。一些區域性方言調查研究報告中也包含方言分區圖和方言特征圖。

  1. 中國社會科學院、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中國語言地圖集》(簡稱《地圖集》)(中文版1987;英文版1989)。

  1983年啟動,1987由香港朗文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李榮、熊正輝、張振興任主編,組織全國50多位漢語方言學者調查了600多個縣市的方言。

  《地圖集》含35幅地圖,分成三部分內容:

  A是5幅綜合圖。其中A2是“中國漢語方言圖”,展示了漢語方言分布的全景。A5是“廣西壯族自治區語言圖”,反映廣西境內漢語諸方言和各少數民族語言分布的復雜面貌。

  B是16幅漢語方言圖。9幅圖從方言出發,5幅圖從行政區劃出發,1幅東南地區的漢語方言(B8),1幅是海外漢語方言分布圖(B16,分a、b兩張)。9幅方言圖包括:B1-B6是官話圖,8個官話方言分布在21個省區。B7是晉語圖,分布在山西、陜西、內蒙古、河北、河南5省區。B9是吳語圖,分布在江蘇、安徽、上海、浙江、江西、福建6省市。B12是閩語圖,分布在福建、臺灣、廣東、海南4省區。B15是客家話圖,分布在江西、湖南、福建、廣東、廣西、香港6省區。5幅是省區方言圖,包括B10安徽南部漢語方言,B11江西省和湖南省的漢語方言,B13廣東省的漢語方言,B14廣西壯族自治區漢語方言。

  C是14幅中國少數民族語言圖。

  每幅地圖都配有文字說明。根據語音特征比如古入聲的演變、全濁聲母的演變等給方言分區、分片,并說明各區片方言的語音特點。

  這是我國第一次用多幅彩色地圖的形式,對漢語方言和各少數民族語言進行分類和分區。

  《地圖集》是方言分區圖的典范,也是中國地理語言學研究的典范。出版之后,在海內外學術界引起了極大的反響。丁邦新(1996)說:“編繪這樣一本地圖集是一件體大思精的工作”,“中國境內語言和方言情形極為復雜,主編和各圖的編輯從整體的設計到個別的解決,既須有一般性的了解,也要有獨到的學術眼光”。“光是語言調查的資料就涵蓋了近數十年來的方言調查報告和近幾年大規模調查研究的成果。海外漢語方言部分則顯示過去二十五年來一百五十個漢語社區的情形。說地圖集體大思精,并非虛譽。”“編圖的手法是靈活的。”“繪圖的技術是一流的,種種方言重疊交叉的情形都能用不同的顏色和符號詳細顯示出來,令人一目了然。可以想象在設計過程中不知流過多少辛勤的汗水。” (丁邦新:《評〈中國語言地圖集〉》,載《國際中國語言學評論》Vol 1.1,1996年版,第89-92頁)

  2.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中國語言地圖集(第2版)》(簡稱新版《地圖集》,2012)。

  2003年啟動,2012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熊正輝、張振興任主編,組織全國50多位方言學者共同完成。

  新版《地圖集》沿用了1987版《地圖集》的繪制理念,圖幅和文字說明反映了20多年來新的調查研究成果。新版《地圖集》共有79幅地圖。A是5幅中國語言總圖,B類圖是36幅漢語方言分區圖和分省區漢語方言分布圖,C類圖是38幅中國少數民族語言分類圖和分省區少數民族語言分布圖。

  新版《地圖集》新增地圖44幅。包括“平話土話”圖、19幅省區漢語方言分布圖、24幅少數民族語言分布圖。文字說明部分,漢語方言卷增加了關于有爭議的方言分區如晉語、徽語、平話歸屬問題的討論,歸納了爭論的焦點和劃分的理由。民族語言卷則增加了新發現的49種少數民族語言。

  四、區域性方言調查研究報告

  區域性方言調查研究報告中,都包含方言分區或特征圖。比如:詹伯慧、張日昇主編《珠江三角洲方言綜述》(1990)含42 幅地圖,錢乃榮《當代吳語研究》(1992)含50 幅地圖,侯精一、溫端政主編《山西方言調查報告》(1993)含50 幅圖,殷煥先主編《山東省志·方言志》(1993)含25 幅地圖,詹伯慧、張日昇主編《粵北十縣市方言調查報告》(1994)含45 幅地圖,陳章太、李行健主編《普通話基礎方言基本詞匯集》(1997)含63 幅地圖,鮑明煒主編《江蘇省志方言志》(1998)含55 幅地圖,劉綸鑫主編《客贛方言比較研究》(1999)含36 幅地圖,錢曾怡主編《山東方言研究》(2001)含24 幅地圖,錢曾怡主編《漢語官話方言研究》(2010)含9幅地圖。這些成果延續了漢語地理語言學研究的傳統。

  這一階段的方言特征圖,有葉祥苓的《蘇州方言地圖集》(1981),涉及263個地點、51幅圖。

  第三節 漢語方言特征(display and interpretation)圖

  進入21世紀以來,漢語方言學界經過20多年的努力,快速積累了大量的方言調查研究成果。漢語方言自身的復雜性,也非常適合進行地理語言學研究。隨著研究角度的多元化,研究視野逐漸拓寬,漢語方言學界越來越多地關注賀登崧的地理語言學理論,并積極地付諸實踐。

  這一階段,重點在于加強漢語地理語言學的學科建設上。張振興、曹志耘、項夢冰等一批學者,在對漢語地理語言學進行理論思考、探討研究范式、繪制方言特征圖等方面做出了貢獻。

  一、明確漢語地理語言學的發展方向

  介紹地理語言學的發展脈絡,指出漢語地理語言學發展的方向。主要成果有:曹志耘《老枝新芽:中國地理語言學研究展望》(2002)、曹志耘《地理語言學及其在中國的發展》(2006)介紹了西方和日本地理語言學的發展過程,明確了漢語地理語言學的內涵,提出了編制《漢語方言地圖集》的設想。高曉虹《漢語方言地理學歷史發展芻議》(2011)梳理了地理語言學的發展脈絡,對相關研究給予了恰當的評價。張振興《〈方言〉與中國地理言學》(2013)強調《方言》所開創的中國地理語言學研究的傳統,《中國語言地圖集》《漢語方言地圖集》的成功,“再次說明中國地理語言學走的是繼承和發展的道路,植根于中國語言的事實,依靠的是中國語言學研究豐厚的積累……”(張振興:《〈方言〉與中國地理言學》,載《漢語方言的地理語言學研究》,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49頁)“中國地理語言學的源頭在中國,在中國極其豐富的語言和方言。我們必須根據中國語言和方言的實際情況,發展中國的地理學。中國地理語言學要走自己的道路。”(張振興:《〈方言〉與中國地理言學》,載《漢語方言的地理語言學研究》,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50頁)項夢冰《任重道遠的漢語方言地理學——賀登崧事件剖析》(2010)認為“方言地理學雖不排斥賀登崧式的研究,但更要切合漢語方言自身的特點,一方面應注意調查對象的廣泛性和系統性;另一方面,不應把方言地理學與語音對應規律對立起來,或過分強調對方言地圖進行解釋的重要性而忽視了方言地圖本身具有的珍貴價值。”(項夢冰:《任重道遠的漢語方言地理學——賀登崧事件剖析》,在首屆中國地理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2010年11月21—22日,北京)

  二、探索漢語地理語言學的研究范式

  主要成果有:項夢冰、曹暉《漢語方言地理學——入門和實踐》(2005)簡要回顧了現代西方方言學的歷史,比較了中西方言研究的不同學術傳統,詳細介紹并討論了方言地圖、語言特征的地理分布類型和同言線理論,并設專章介紹了漢語方言的分區地圖。這種把方言地理、方言分區和譜系分類接合的方法,盡管受到質疑(郭必之2006,巖田禮2011),但仍認為“方言分區必須以同言線的考察和譜系分類的研究為基礎。”(項夢冰:《方言地理、方言分區和譜系分類》,《龍巖學院學報》2012年第4期,第1頁)

  對“解釋”的認識,中外學者的意見不盡相同。“解釋”的目的,是為了說明方言現象分布的特點,并據此歸納其演變規律及形成原因。繪制方言地圖,首先基于對事實的認識和歸類,這本身就屬于“解釋”。“解釋”只有“度”的區別。(曹志耘:《評巖田禮編〈漢語方言解釋地圖〉》,《方言》2010年第4期,第358頁)

  事實上,漢語方言研究從來都沒有把歷時和地理的因素完全分開。比如方言本字考,李榮先生1996年說到,必須具備三個要素:第一,音義合。即語音、語義合乎演變規律。第二,地域上管住一大片。第三,有好的文獻證據。這一點要小心,證得好是錦上添花,證不好是畫蛇添足。三點才能畫唯一的圓。第一條是歷時的;第二條是地理的,和地理語言學“連續性分布原則”異曲同工。項夢冰近年來的研究,也多用考本字來確定詞源。

  三、《漢語方言地圖集》

  這是國內第一部漢語方言特征地圖集。2001年啟動,2008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曹志耘任主編,組織國內外57位方言學者共同完成。

  調查地點930個,其中重點調查點91個,按方言區片選定。調查內容重點點比其他點多出兩字組連調表和《方言調查字表》,以供編寫方言語料對照集之用。

  該圖集收圖510幅。分語音卷(205幅)、詞匯卷(203幅)、語法卷(102幅)。(曹志耘:《漢語方言地圖集》,新版《中國大百科全書》條目,待版)

  (一)語音圖。

  目的是反映重要的歷史演變,同時也反映重要的地域差異。包括:

  1. 音類圖。反映音類的古今演變。含“規律圖”和“代表字圖”。“規律圖”反映音類的古今演變規律,即某個音類保留、分化、合并、變化的類型和條例。例如:平聲的分化,入聲的演變,濁塞音塞擦音聲母的演變,泥來母的分合,陽聲韻尾的演變,入聲韻尾的演變。“代表字圖”用以表現“規律”的具體讀音情況。例如:坐—大濁上去聲調的異同,銅定的聲母,酒—九尖團聲母的異同,豬抽蟲知徹澄的聲母,大果開一的韻母,心—星深梗韻母的異同。

  2. 特字圖。“特字”指從讀音的來源或演變的角度來看比較特殊的字。例如:鼻特字的聲調,桶特字的聲母,打特字的韻母。

  3. 音值圖。選擇部分比較有代表性的、比較重要的音值,以反映漢語方言在音值方面的特點。例如:[t? t?h ?]聲母,聲母,舌尖元音。

  (二)詞匯圖。

  目的是反映重要的地域差異,有些圖也可以反映歷史演變的情況。包括:

  1. 概念圖。反映一個概念在各地方言中的具體說法,詞匯圖中有93%是概念圖。例如:太陽~下山了,今天,吃~飯,熱指天氣。

  2. 詞形圖。反映一個詞形(或者說一個語素,如“房”)在各地方言中的意義。例如:“手”和“腳”的詞義,“房”的詞義。

  3. 分合圖。反映在各地方言中,不同的概念是否使用同一個詞形。例如:“外孫—外甥”說法的異同,“喝~酒—吃~飯”說法的異同,“胖人~—肥豬~”說法的異同。

  4. 綜合圖。對現有材料進行進一步綜合、分析后畫的圖。例如:“月亮”的擬人稱呼,“陰莖”的源自動物名的稱呼,“豬舌頭”的婉稱。

  (三)語法圖。

  目的是反映重要的地域差異,有些圖也可以反映歷史演變的情況。包括:

  1. 結構圖。反映某個語法結構(包括詞法、句法)在各地方言中的相應形式。包括“普通話出條圖”和“方言出條圖”兩類。

  (1)普通話出條圖。例如:“桌子”的后綴,“我吃了一碗飯”完成體,“他把碗打破了”處置句,“我比他大”比較句。

  (2)方言出條圖。只見于方言的語法現象,在普通話里沒有對應的形式。例如:只雞死了〈方〉量詞定指,囝〈方〉名詞后綴,“你去先”的“先”〈方〉“先”是后置成分,表示領先。

  2. 語法詞圖。“語法詞”是指語法屬性比較強的詞,主要是代詞、副詞和虛詞等。例如:我~姓王,很今天~熱,不明天我~去,的我~東西,了他來~,被衣服~賊偷走了。

  3. 綜合圖:反映在構詞或語法功能表達方面的一些綜合性現象。例如:人稱代詞復數表示法,否定詞的分類,小稱形式,動物性別表示法。

  該圖集有兩個突出特點:

  第一、材料真實性和一致性(或可比性)強。所有材料均為實地調查所得,統一使用《漢語方言地圖集調查手冊》,調查記錄了字音425個,詞匯14類470條,語法65類110條,共1005個條目。發音人年齡段(1931—1945)基本一致。最大限度地保證了材料的真實性和可比性。

  第二、技術手段先進。調查不僅有傳統的書面記錄,還采用數字錄音方式錄制全部調查項目的有聲語料。數據庫在整理100多萬條的原始數據時發揮了巨大作用。畫圖利用中國國家測繪局國家基礎地理信息系統(NFGIS)1∶400萬的全國地圖數據和美國ESRI公司的ArcView9.1版繪圖軟件,建立了“漢語方言地理信息系統”,并在此基礎上繪制方言地圖。

  該圖集是“一部成功的巨著。為了使這些二度開發的成果同樣具有高質量和大用途,從而推動漢語方言的研究,誠懇地建議參加工作的專家們對所記錄的語料再做一次認真的校訂,把它打磨的更加光彩,使它成為漢語方言學的里程碑”。(李如龍:《漢語方言的地理語言學研究大有可為——喜讀〈漢語方言地圖集〉》,《方言》2009年第2期,第124頁)

  四、其他研究成果

  (一)交界地帶的地理語言學研究。

  主要有美國學者史皓元(Richard VanNess Simmons)和中國學者石汝杰、顧黔《江淮官話與吳語邊界的方言地理學研究》(2006)。從詞匯調查出發,用簡表(含439詞)和詳表(含1900詞)記錄口語詞,并據此整理出方言音系,研究了江淮官話和吳語的邊界問題。

  (二)漢語方言地理分布類型。

  曹志耘《漢語方言的地理分布類型》(2013)把漢語方言分成兩種類型:

  1. 對立型。包括南北對立型(①秦淮線型——秦嶺—淮河線、②長江線型——下江線,長江中下游)和東西對立型(③阿那線型——內蒙古興安盟的阿爾山市至廣西百色市的那坡縣;太行山線型——太行山脈)。太行山線型——太行山脈型也許與漢語方言早期的分布狀況有關。秦晉方言區正好位于“太行山線”以西地區。

  對立型中,南北對立是主要的,東西對立相對而言是次要的。南北對立中,最重要的是“下江線型”,它也可作為整個漢語第一層次上的一條地理分界線。南北對立背后的地理因素主要是河流,東西對立背后的地理因素是山脈,也可以說是高原與平原兩大臺階之間的對立。

  2. 一致型。包括④長漢流域型;⑤江南漏斗型(北端在長江一帶,中心正好是長江以南的兩大水系——鄱陽湖水系和洞庭湖水系,亦即江西以及湖南的部分地區);⑥東南沿海型(浙江、福建、臺灣、廣東、海南、廣西一帶,特別是其沿海地區),大致上相當于“江南漏斗型”的背面(南面)。由于西部武夷山及和北部南嶺的阻擋,東南沿海地區構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

  “長江流域型”由水系構成;“江南漏斗型”由山脈合圍而成,內部以水系為紐帶;“東南沿海型”一方面以山脈為屏障,另一方面以沿海為紐帶。從今天的情況來看,黃河不構成明顯的南北對立,也不構成明顯的流域型分布。

  (三)個案研究。

  1. 把歷史和地理結合起來進行研究,主要有張振興《福建漢語方言地理分布和內部關系》(2014)。張雙慶、邢向東《關中方言古知系合口字聲母的讀音類型及其演變》(2012),邢向東《陜西關中方言古幫組聲母的唇齒化與漢語史上的重唇變輕唇》(2013),邢向東、張雙慶《近八十年來關中方言端精見組齊齒呼字的分混類型及其分布的演變》(2013)、邢向東《方言地圖反映的關中方言地理》(2017)。熊燕《從鐸藥覺韻讀音看官話次方言關系》(2016)、熊燕《再論官話德陌麥韻音變》(2017)。

  項夢冰的系列文章,比如《說“冰雹”》(2013)指出漢語指稱“冰雹”的說法,集中分布在長江中下游一帶,東北—西南向寬帶,呈馬蜂形。以北用“雹(子)—冰蛋子—冷蛋子—冷子”,以南則用“雹—冰雹”。《漢語方言里的拾取義動詞(上)(下)》(2013、2014)、《漢語方言里的尋找義動詞》(2018),均以《漢語方言地圖集》詞匯卷里的相關詞語為例,“說明詞形的恰當分類依賴于本字考證工作的深入,只有把詞源梳理清楚了,才能準確地描述詞語之間的歷史關系,解釋性地圖的繪制和分析才不會走向歧途”(項夢冰:《漢語方言里的拾取義動詞(上)》,《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十二輯)2013年,第1頁)。

  此外,還有孫建華《漢語方言小稱變音的地理分布及其演變》(2017),李冬香《湖南方言古濁上今讀的地理語言學研究》(2015),彭澤潤、王夢夢《湖南方言聲調的地理語言學研究》(2016),彭澤潤、崔安慧《湖南江永土話的地理語言學研究》(2017),倪志佳《江蘇如皋東南邊境方言的卷舌音聲母》(2018)。

  王臨惠《汾河流域方言的語音特點及其流變》(2003)、邢向東等《秦晉兩省沿河方言比較研究》(2012)研究了河流對方言語音演變的影響。

  鄭偉《歷史音變規律與方言地理分布類型》(2013)以吳語若干音變特征為例,歸納出音變規律在方言地理類型分布上的4種表現:連續型、離散型、遞推型、輻射型。

  2. 方言特征圖。主要有彭澤潤、彭建國《湖南方言》(2013)附錄有40幅湖南方言詞匯特征圖。

  3. 學位論文。2003年以來,一批采用地理語言學方法研究漢語方言的博士、碩士論文相繼出現。博士論文,湖南師范大學有彭澤潤《衡山南岳方言的地理研究》(2003)、李永新《湘江流域漢語方言地理學研究》(2009);北京語言大學有王文勝《處州方言的地理語言學研究》(2004年完成,2008年出版)、郭風嵐《宣化方言變異與變化研究》(2005)、王紅娟《晉語上黨片語音研究》(2015)、孫建華《延安方言語音的地理語言學研究》(2015);北京大學有黃河《社會地理語言學視野下的微觀方言研究——以宜興方言為個案》(2017);暨南大學有李菲《梅縣客家方言語音的地理語言學研究》(2018)。

  碩士論文數量更多,比如有關于中山(蔡燕華,2006)、江寧(劉存雨,2008)、贛東北徽語(李吳芬,2016)、泗洪(吳莉,2012)、東海(劉芳芳,2013)、客贛方言(王晳媛,2013)、寧鄉(黃欣欣,2013)、宿遷(祁小芹,2014)、徐州(張春秀,2014)、紹興(金春華,2014)、湖南江永黃甲嶺土話(王婧,2013)、回龍圩土話(易小成,2014)、粗石江土話(李日晴,2014)、夏層鋪土話(張玉林,2014)、允山土話(姚芳,2014)、蘭溪土話(雷群香,2014)、如皋(倪志佳,2015)、湖南安化和漣源交界位置的漢語方言(周琴,2016)、潛江(李婉,2016)、湖南長江到寧鄉的漢語方言(周倩妮,2016);南康客家話(黃珊,2016)、定陶(呂昉,2017)、寧都客家話(廖麗紅,2018)、磁縣(汪菁,2018)等。

  (四)日本的漢語地理語言學研究。

  1983年至2012年的20年間,中國漢語方言學界致力于繪制方言分區圖,進行單點或區域性方言調查研究,并取得了一大批重要成果。與此同時,日本學者以及在日本的中國學者,采用賀登崧的理論方法,展開了漢語地理語言學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 介紹賀登崧的地理語言學。日本學者巖田禮和橋爪正子《中國の方言地理學のために》(1994)和中國學者石汝杰與巖田禮合譯《漢語方言地理學》(2003)先后出版。石汝杰《漢語方言地理學的優良教科書——評介賀登崧〈論中國方言地理學〉》(1997)和石汝杰《賀登崧和漢語方言地理學》(2003)相繼發表。賀登崧的地理語言學,項夢冰(2012)認為屬于“詞匯地理學”(項夢冰:《方言地理、方言分區和譜系分類》,《龍巖學院學報》2012年第4期,第21頁、第23頁)。

  2. 日本的漢語地理語言學研究有兩個特點:一是引用中國已經發表的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論著中的相關材料;二是運用一整套地理語言學的概念進行“解釋”。引用材料的問題是,材料和地點分布的一致性(或可比性)比較差;解釋的問題是,基礎也就是詞源的確定可能會出現偏差。

  (1)1992年開始,其成果以“研究成果報告書”的形式陸續出版。主要有:巖田禮等《漢語方言地圖(稿)》(1992)是第一部涵蓋整個漢語方言的特征地圖集,含280個地點,18個項目,24幅地圖。平田昌司等《漢語方言地圖集》(1995)含470個地點,38個項目,88幅地圖。遠藤光曉等《漢語方言地圖集(稿)第3卷》(1998)含650個地點,33個項目,97幅地圖。太田齋等《漢語方言地圖集(稿)第4卷》(2004)。此外,松江崇《揚雄〈方言〉逐條地圖集》(1999)根據揚雄《方言》的資料繪制了地圖。

  (2)巖田禮的系列論文如《中國江蘇、安徽、上海兩省一市境內親屬稱謂詞的地理分布》(1989)、《漢語方言“祖父”“外祖父”稱謂的地理分布》(1995)、《矯枉過正在語音變化上的作用》(2004)等,是日本學者進行漢語地理語言學個案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3)巖田禮編《漢語方言解釋地圖集》(簡稱《解釋地圖集》)(2009)和《漢語方言解釋地圖(續集)》(簡稱《續集》)(2012)《解釋地圖集》共收錄49個語言條目,繪制95幅地圖,并配以文字說明。作者以漢語方言為例,介紹了地理語言學的8個基本概念:連續性分布原則、通俗詞源、類推牽引、類音牽引、同音沖突、同義沖突、所指轉移、矯枉過正;歸納了漢語方言主要的邊界線和4種分布類型,探討了漢語方言詞語傳播的3條路線。《續集》延續了《解釋地圖集》的理念和體例,新增46幅地圖。該圖集“繼承了以《日本言語地圖》(國立國語研究所,1966—1974)為代表的日本方言學的學術傳統”(作者自述),是一部重要的漢語方言詞匯地理學著作,帶來一些新的觀點和啟發,與《漢語方言地圖集》互為補充,相輔相成。

  第四節 促進漢語地理語言學發展的舉措

  進入21世紀以來,漢語方言學界通過召開專題研討會、開設專欄、增加研究項目等舉措,為促進漢語地理語言學的發展做出了努力。

  1. 召開專題研討會,出版會議論文集。2010年—2017年,先后在北京(2010年11月21日—22日)、南京(2012年10月20日—21日)、廣州(2014年8月8日—9日)、上海(2017年7月12日—14日)召開了四屆“中國地理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有曹志耘主編《漢語方言的地理語言學研究》(2013)和甘于恩主編《從北方到南方——第三屆中國地理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6)。

  2. 《方言》季刊2017年起開設“地理語言學研究”專欄,《方言》編輯部主辦“漢語方言歷史和地理論壇”(2018年12月1日—2日,陜西西安),旨在引導中國地理語言學研究向縱深發展。

  (三)增加研究項目。2004年以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關于地理語言學項目越來越多。比如重大招標項目有邢向東主持“西北地區漢語方言地圖集”。重點項目有陳忠敏主持“上海市方言地圖”、王臨惠主持“地理語言學視閾下的環渤海方言比較研究”。一般項目有甘于恩主持“廣東粵方言地圖集”、彭澤潤主持“地理語言學和南岳衡山方言地理研究”、李建校主持“山西晉方言地圖集”、盧小群主持“基于語言地理學的北京方言調查”、趙則玲主持“語言地理學中的寧波方言調查與比較研究”、李永新主持“湘語和贛語交界地區的語言地理學研究”、柯西鋼主持“陜西方言地圖集”、侯超主持“地理語言學視閾下蘇皖浙交界地區吳語音變研究”、沈力主持“基于地理信息系統(GIS)的汾河流域方言混合地帶的語言傳播現象研究”等。

  七十年來,漢語地理語言學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學科規范和話語體系,極大地豐富了漢語方言學和地理語言學理論。

  參考文獻

  曹志耘:《漢語方言地圖集》,《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三版)》條目(未刊)。

  郭必之:《方言地理和方言分區可以結合嗎?——讀項夢冰、曹暉編著〈漢語方言地理學——入門與實踐〉》,《北京大學學報》2006年第5期。

  廖秋忠:《方言地理學》,載《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年版。

  王福堂:《二十世紀的漢語方言學》,載《二十世紀的中國語言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項夢冰:《方言地理學》,載《漢語方言學大詞典》,廣東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

  巖田禮:《書評:〈漢語方言地理學——入門與實踐〉》,《語言學論叢》第43輯,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

作者簡介

姓名:沈明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馬云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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