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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語言與規范性
2020年01月14日 11:15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王垠丹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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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個學科都要求某種規范性,科學的學科結構體系通常都是一個規范且有邏輯的系統,它們由事實、原理、規則等要素組成;而法律作為社會科學領域的一個重要學科自然被認為是規范的。法律的規范性直觀上來自其與規則之間的關系。著名法哲學家哈特(H.L. A. Hart)認為,當我們要回答“什么是法律”的時候,我們應該關注“規則”這一概念。原因在于,在任何大型的社會組織或群體中,普遍的規則一定是實現社會管控和規范人們行為的首要機制,這些規則呈現為書寫成文的法律條款。即使是最平凡的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只要他/她生活在社會中,并且知道有一些行為會受到懲罰,他/她就有那種認為法律系統由規則所組成的直覺。規則和法律之間的內在聯系解釋了法律何以具有規范性功能,進而解釋了為什么法律語言會如此典型地被認為應該是規范的。

  從語言哲學角度考察法律的規范性

  當然,除了法律規則,還存在著許多不同種類的規則,如禮儀規則、游戲規則、日常語言規則等。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起源的方式不同,規則及其所要求的行為之間的關聯程度往往是多樣的。有一些規則更像一本指導手冊或者說明書,僅僅指明人們為了實現某個愿望或者達成某種目標應該怎樣去做。法律條款是那種本質上包含著強制性命令的規則,法律判斷和裁決在案件中是非常嚴厲和嚴格的。相較而言,違反法律的人會付出更高的代價,有時會喪失一些社會和經濟利益,有時失去的是政治權利甚至生命。然而,對于法律的強制力到底有多大的問題,在當代法哲學家內部并沒有達成一致的認識。從哲學的角度來看,“到底什么是‘規則’”這一基礎性問題的答案仍然是開放的。細思之下,雖然“是規范的”一直以來的確都是法律系統的最高追求,立法和執法機構都渴望著那種絕對的規范性,但是“法律語言是不是規范的”這一問題仍沒有一個絕對的答案。

  語言一直是法律的載體,故而語言學和語言哲學無疑是探索法律的規范性的合適角度。哈特曾在《法律的概念》一書的前言中指出,法哲學領域的研究不能忽視語言哲學的重大作用,語詞的意義能幫助人們分析各種社會情形和社會關系之間的差異,語言哲學的研究進路激勵著法哲學家們走向一個新的方向。作為普通的人類語言的子集,法律語言本質上也包含著語義和語用兩個維度。基于此框架,如果法律語言“是規范的”,就需要滿足兩方面的要求:一方面,任一法律條款的意義都必須是規范的。也就是說,這些法律陳述句子所描述的對象的外延是嚴格的、清楚的、沒有模糊性的。另一方面,法律語言的使用也必須是規范的。這一方面的情形較之前一方面要復雜得多,因為立法者的意圖、執法者對法律的解釋、法律裁決的語境等因素都需要被考慮進去。對于第一個方面來說,我們關注法律條款的意義的規范性。博格西安(Paul A. Boghossian)曾區分語言的和心靈的兩種不同的規范性,他認為語言層面的規范性并不如心靈層面的規范性那樣令人信服,因為語言意義的強制性往往是假設的。簡單地說,語言意義并不蘊含著說話者或聽者應該正確地使用語言。例如,小王知道“+”意謂加法并且“68+5=73”,但是他仍然會出于考驗一個孩子的算術能力的目的而故意說“68+5=75”。如此,心靈內容就不一樣了,很難想象一個人實際上知道某件事,卻對那件事有著錯誤的心靈表征。某種口頭的斷言和陳述原則上并不一定以真理為目標,但一定是某種心靈內容驅使說話者那么去做。

  那么,應該采用哪個層面的規范性來分析法律語言的意義?正如上述內容所說,法律有著廣泛認同的強制性特征,盡管人們能夠主觀上誤用法律語言,他們終會因之付出相應的慘重代價。因而,任何有理智并且心智成熟的人,在任何情況下都會傾向于正確地理解和使用法律語言;也就是說,他們理論上并不愿意去誤用法律條款。在這一意義上,法律語言的語義規范性是很特別的,它的理想狀態更接近于心靈層面的規范性。心靈內容是認識的第一步,語言將認識表達出來,最好的狀態是所說即所知。法律條款必須能夠傳達清晰明了的信息,從而指導人們去規范自己的行為。接下來的問題是,什么樣的使用是規范的?在日常生活中,法律代理人在使用法律條款的時候往往會加入自己的情感態度、意圖等,這時就要求法律語言的使用應時時緊扣法律的基本精神,即規范社會行為并保持社會秩序。

  法律語言的模糊性挑戰其規范性

  法律語言的語義和語用兩方面往往是糾纏不清的,需要闡明的是,法律語言的語義研究方面主要回答法律語言如何可能帶來規范的使用,而語用方面則考慮什么樣的使用是規范的,考察立法者的目的,聚焦“使用”本身,研究法律判斷和裁決。我們當然希望法律語言既是語義規范的也是語用規范的,這樣的話任何案例都可以在已有的法律條款中得到最好的解釋,所有的法律裁決也都杜絕了錯誤和模糊性。但是現實總是存在缺憾,法律語言中常見的模糊性給規范性的訴求帶來了極大的挑戰。

  哲學邏輯學家和語言哲學家們喜歡以一種富含技術性的方法研究模糊性,他們可以隨手列出一長串自然語言中的模糊謂詞,例如“禿的”“高的”等。索姆斯(Scott Saomes)認為,有些模糊性是來自語言本身的缺陷,他稱之為“技術的模糊性”;而有些模糊性則是語境敏感的,他稱之為“普通的模糊性”。如果一個謂詞是技術上模糊的,它一定是普通模糊的。法律語言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技術的模糊性”,也即語義模糊,這來源于人類知識的局限性,來源于人類認識與多樣且無限的世界之間的鴻溝。如果所有的東西都可以被認識, 一種在先的規則預設了某種秩序,那么這將帶來完美的法律體系,它就像一個全知全能的邏輯系統,有著極強的描述能力,能夠計算出所有交往博弈的結果。但遺憾的是,人類立法者永遠不可能預知將來發生的所有可能的情況,立法者的工作更接近于歸納,這是法律語言中的模糊性持續且客觀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一些歷史的主觀的因素會導致法律語言的“普通的模糊性”,即一種語用模糊。我們來看一個交通工具的例子。公園門前有個告示牌寫著“交通工具不得入內”,而湯姆滑著一個輪滑板進去了。那么他違反規定了嗎?汽車無疑是交通工具,但在寬泛的意義上,輪滑板也包含在其中。我們其實不清楚這里的“交通工具”一詞所指對象的外延。一個法律陳述提供的信息是不是足夠詳細和明確,是判斷該法律表述是否模糊的關鍵。馬穆(Andrei Marmor)認為,在立法過程中,立法者多少會隱藏一些意思,以至于法律語言變得不規范,這些隱藏的意思有時是為了在可能發生的未預見的情況下留有靈活性。在上文交通工具的例子中,我們可以想象告示牌的隱藏信息是交通工具會污染公園的環境,工作人員故意為模糊的情況留有余地,但是他們可以根據最初的目的來進行判定:自行車和輪滑板顯然是被允許的,湯姆并沒有違反規定。總之,正是因為法律條款隱含著許多看不見的意圖,其外延才會一直維持著未決定的狀態。

  在法律實踐中逐步成為規范的法律語言

  由上述可知,法律語言并不像我們所期待的那樣規范。幸運的是,無論從法律最初產生的目的來看,還是從追求規范性的動機來看,我們都有很多理由堅信法律應該是規范的。那些法律語言已經明確描述的范圍當然是足夠清晰的,未決定的模糊性大多數只存在于特定的案例中。正如哈特所贊成的那樣,在普通的案子里,法律語言的普通表達可以在相似的語境中被清楚地重復利用。法律較之其他語言形式更為清楚地提供了一個可以做的和不可以做的事情的清單,且這個清單并不包含可變的標準。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故意殺人——我們當然會反對一切故意殺人的行為,因為生命是最高原則。

  雖然法律語言在哲學的意義上是模糊的,且在普通意義上也常常有隱含的信息,但是通過經驗研究和裁定經驗積累,法律條款總是可以被不斷地補充和完善。法律解釋就是一個被經常采取的措施,它主要是對法律尚未做出斷定的內容進行確定。對表意清楚的那部分法律的解釋是直接的,而更寬泛意義上的法律解釋則是在考慮立法機構的目的的前提下,闡明法律語言在那些不清楚的情形中的字面意義。為了使得法律語言在發生沖突的情況下得以規范化,索姆斯提出了兩種方法:首先,當法律條款的目的意圖和其字面內容的含義發生沖突時,法官應該權衡各方利弊,剔除極少數的特例以達成最大限度的一致。其次,當多條法律條款放在一起與案例事實不和諧時,法官應當限制至少其中一個相應條款以符合事實。

  總之,在法律語言中,不規范性是存在的并且僅僅存在于特定的邊界情形中,這為法庭和官員們根據具體情況在利益沖突的各方之間做出有原則的決定,以及建立各方平衡提供了機會。法律語言沒有看起來那么規范,但它應該是規范的。而且,通過每一次法律實踐,如法律解釋和法律修訂等,法律語言事實上在永不停歇地追求成為絕對“規范的”。

 

  (本文系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邏輯哲學和語言哲學中‘意義’的社會屬性研究”(19XNH134)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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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垠丹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齊澤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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