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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六七十年代南越華文作家對嬉皮士的拒斥
2020年01月13日 10:21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涂文暉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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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的華人主要聚居于南方的西貢(今胡志明市)堤岸(今第五郡),越華文學主要生成、發展于越南南方。南北越對峙時期(1954—1975年),美國文化強勢登陸南越,對華人社會造成沖擊,其中流行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嬉皮士風潮令不少越華青少年趨之若鶩,引發了越華文教界深深的憂慮。以教導越華青少年為己任的南越重要華文期刊《中學生》第2期(1973年)卷首語就指出:“目前社會風氣敗壞,嬉皮橫行,對于青年男女的影響,無疑是相當嚴重的。”華文寫作是越南華人傳承中華文化的主要方式,為了挽救民族文化的危機,以華文作家為代表的越華知識分子對嬉皮士展開了猛烈抨擊。

  華文作家對嬉皮士的憤怒

  越華文學興起于抗日戰爭時期,早期越華作家多來自中國。1954年,日內瓦協議將越南劃分為南北兩部分,美國積極扶持南越政權并最終發動了越戰。在戰爭烏云的籠罩下,南越華文文壇不再有移民作家,而大致由兩類本土作家組成:一類是已經在越南居住了幾十年的老移民作家,另一類是在越南土生土長的青年作家,他們成長于越南,在華文學校接受中華文化教育,民族文化意識也相當濃厚。

  南越老華文作家對于嬉皮士可謂深惡痛絕,最具代表性的是著名作家何四郎的《君子正其衣冠》(《中學生》第2期):講起喇叭褲,窄腰,我這個老鄉就有一個頑固的看法,認為凡屬半男不女的仁兄,都是患上心理變態,一律視之為“妖”。不管你這個“妖”神通怎么廣大,學問怎么淵博,統統不放在我老鄉眼內,只管放馬過來!……文明的人,穿衣服不只是章身,而且是做人處世,社交應酬的重要儀表,衣服穿得得體、大方樸素,間接提高你的人格,獲得朋友的敬重,如果打扮得怪里怪氣,成個人妖的話,有識之士見了你就“避之則吉”,所謂“羞與為伍”也。

  這是一篇討伐的檄文,它代表的不僅是何四郎個人的立場,還是南越華文文壇的集體意愿。除了老作家,青年作家對嬉皮士的批判也相當踴躍,從中更能看出南越華文文壇對嬉皮士的拒絕。

  華文作家對嬉皮士的批判

  華報副刊是越華作家發表作品的主要園地,南越的華文報業十分興旺,華報多達十幾家,其中《遠東日報》銷路最廣,其文藝副刊在華文文壇居于領導地位。《遠東日報》的“學風”版是專為青年學生而設的,它是透視越華青年創作心態的重要窗口。“學風”曾專門組織過有關嬉皮士的大討論,論爭的緣起是志忠在第460期“學風”(1970年7月3日)發表的一篇文章《誰的責任?》,文章包含了“年青人喜歡嬉皮士,無可厚非”這一觀點。此文一出,一石激起千層浪。不久,邵克洛在第463期“學風”(1970年7月14日)刊登了文章《對嬉皮士的我見》,針對志忠的觀點提出了質疑,“學風”的編者也同時發表了意見:本版于七月三日刊出志忠文友《誰的責任?》一文后,引起了一個新的筆談話題,青年墮落、日趨“嬉皮”化的問題,這是當前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邵克洛文友所提的意見十分中肯。“年青人喜歡‘嬉皮士’是無可厚非嗎”?我們希望青年文友對這問題熱烈參加討論。

  在編者的號召下,越華青年紛紛發文,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主導傾向是批判性的,比如正強在第469期“學風”(1970年8月4日)發表的《讓我也來談談“嬉皮士”》,文章第一句話就言辭激烈地說“以我來說:‘嬉皮士’根本就令人討厭”,文中質問那些嬉皮士:“假如說,我們要追上西歐文化,為什么人家科學的精神,工業的技術,自由平等的思想,高貴的行為,講求禮貌的風氣等不學,偏偏要學這些古怪異端的行徑,還以為這是新潮、進步、文明!”還有南戈在第470期“學風”(1970年8月7日)發表的《略談“嬉皮士”》,南戈的語氣較為平和,但態度也是不贊成的,他認為嬉皮士不只是一個純粹的社會問題,“還是一項文化教育和青年修養的問題”。南戈指出嬉皮士是二戰后西方物質文明社會的產物,“在越南,這疾患該歸究于連年烽火對社會秩序人心的破壞及舶來風氣的昂然輸入”,南戈的結論是:“這是一批值得憐憫的年青人,也是西方物質文明的悲哀。”而他提出的解決方案是:“青年只有自救,樹立正確思想是最重要的。”除此之外,江明的《時代病——嬉皮士》(1970年8月14日第472期“學風”)、凡青的《我反對嬉皮作風》(1970年8月21日第474期“學風”)等均從不同的角度對嬉皮士予以了否定。

  在一片熱烈的討論之中,論爭的肇始者志忠在第473期“學風”(1970年8月18日)發表了另一篇文章《我見“嬉皮士”》,至此他的態度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在原有同情的基礎上增加了否定,文中指出:“‘嬉皮士’只不過是一班不滿現實,反抗習俗,但可惜卻走錯了路的青年,他們是值得同情和可憐的,他們只不過是改革這個不完善社會的犧牲品,咒罵和壓抑除了增加仇恨以外,是完全無濟于事的。”

  根據上述分析,對于嬉皮士現象,南越華文作家們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嬉皮士是一群走錯了路的年輕人,導致他們錯誤的根源就是盲目崇洋,年輕人應該迷途知返,改過自新。這樣的認識在華文文學創作中有更加生動的體現。

  文學作品中的嬉皮士形象

  南越華文作家對嬉皮士形象的塑造融入了自己的價值判斷,他們筆下的嬉皮士主要有以下3個特點:其一,打扮新潮、外形可笑,比如韓自立的《生活隨筆》(上)(1972年10月6日第670期“學風”)寫道:“嘿!真的不錯,長長的發腳,電得一圈圈的,掩蓋過衣領,唇上稀稀疏疏的胡子,像極了哈巴狗的腦袋,往他身上看,好一幅抽象畫,左一個紅唇,右一句‘Kiss Me’。”在作品的結尾處,韓自立意味深長地寫道:“就算他染了金發,隆鼻,滿嘴英文,但他永遠改變不了他身體內所流的血液,那里流著幾千年的文化,固有的道德傳統!”其二,不求上進、游手好閑,比如雷翔的小說《屬于下午的》(《中學生》第2期)寫道:“望著打扮得非常新潮的表妹的背影,我猜想一定又是出去找那個怪聲怪氣的湯美,我真不明白表妹為什么喜歡跟那些整日游手好閑,而又打扮得不倫不類的‘嬉皮士’交往呢?”其三,內心空虛、迷惘苦悶,比如小燕子的小說《我是新潮少年》(1972年11月12日第685期“學風”),主人公“我”因為得不到親情和友情,對生活喪失信心,只能用新潮的服飾和瘋狂的生活來麻木自己。

  針對嬉皮士形象而展開的文學評論進一步加深了作家對嬉皮士的批判,比如西海的《〈我是新潮少年〉讀后感》(1972年11月21日第689期“學風”)指出,新潮少年要覺醒,不要自甘墮落,“新潮的服飾和瘋狂的生活,不能彌補那顆寂寞、空虛的心”。還有施漢威的《淺談〈我是新潮少年〉》(1972年11月24日第690期“學風”)寫道:“自從歐美不良的歪風吹遍東南亞后,此地也出現了不少崇洋的新潮青少年;嬉皮士的誕生是社會的不幸亦是家庭的不幸”,雖然家庭有責任,但是青少年也要自強,“日后的幸福前途才是最重要的”。

  總而言之,南越華文作家對于嬉皮士現象進行了堅決的抵制,此舉是南越華人知識分子在與祖籍國隔絕的情況下,堅守中華傳統文化,反抗美國強勢文化的一個縮影。了解這一段歷史對于促進當代中外文化交流具有借鑒意義。

 

  (本文系福建省社會科學規劃一般項目“越華文學的整理與研究”(FJ2017B133)、華僑大學高層次人才科研啟動項目“論越華文學的流變”(19SKBS102)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華僑大學華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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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涂文暉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齊澤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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