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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選集》海外傳播的歷程及啟示
2020年01月14日 12:27 來源:《國外社會科學》2019年第3期 作者:李雪梅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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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李雪梅,1983年生,博士,福建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350117。

  關鍵詞:《毛澤東選集》/ 海外傳播/ 對外宣傳/ 海外中國研究/

  內容提要:毛澤東著作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中國共產黨思想理論和政策主張宣傳的重點。即使在革命戰爭時期遭受嚴密封鎖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亦通過《共產國際》《救國時報》等媒體突破重圍、發出聲音。新中國成立后,更是將其作為一項國家戰略,有組織、大規模、成系統地推動。海外一些組織、機構和學者出于政治或學術等目的,不僅大量出版發行整書的《毛澤東選集》和單行本,而且廣泛搜集、深入研究各式毛澤東選集、文集等。《毛澤東選集》之所以能行銷海外,一方面是站立起來的新中國引起了世界的關注和興趣。另一方面是研究毛澤東成為了解中國的一把鑰匙或一扇窗口。《毛澤東選集》走出國門,廣為流傳,為中國共產黨開展革命活動贏得了廣泛的國際理解和支持,為第三世界國家取得民族獨立提供了實踐經驗和理論指導,為海外中國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為中國文化再次大規模走向世界打下了良好的智識基礎,為世界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毛澤東選集》海外傳播歷程對當今中國理論“走出去”也具有重要啟示。

 

  《毛澤東選集》①在中國產生了深遠影響的同時,跨越文化差異的障礙,在海外也贏得龐大的讀者群,得到了廣泛的傳播,不僅極大彰顯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世界價值,而且有力助推了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和交流。厘清《毛澤東選集》海外傳播的脈絡,對于在新時期通過出版物對外傳播中國理論、中國文化具有一定的參考借鑒意義。

  一、中國共產黨有意識地對外傳播《毛澤東選集》

  中國共產黨一向重視黨的思想理論和政策主張的宣傳。作為黨的思想理論和政策主張核心載體的《毛澤東選集》及其他論著更是不遺余力地推廣傳播,主動發聲。

  1.革命戰爭時期:想方設法突破封鎖

  在嚴酷的戰爭環境下,交通不便、信息不通,特別是由于敵對勢力對解放區進行全方位的嚴密封鎖,毛澤東著作難以在較大區域傳播,更不可能在全國出版發行,反而在海外以及邊境地區具備一定的傳播條件。中國共產黨通過這些地區的平臺和條件,積極出版發行毛澤東著作。1927年,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人員把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譯成俄文,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機關刊物《共產國際》上發表。這是毛澤東著作第一次在國外發表。隨后,特別是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進一步樹立和鞏固之后,在《共產國際》刊發的毛澤東著作大幅增多。②當時《共產國際》以多種文字出版,共產國際領導下的各國黨支部都有可能看到。1935年以后,中共在法國巴黎創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刊物《救國時報》,先后登載了13篇毛澤東的著作。最高時“發行2萬份”,遍及40多個國家和地區。③1945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香港設立宣傳據點,通過開辦報社、出版社等來開展宣傳工作。當時的據點負責人吳仲、廖沫沙等人,提出了一個新的宣傳思路,就是毛澤東的每一篇重要文章,都冠在“毛澤東選集”的名下,以單行本形式單冊出版發行。這種印行方式的最大特點和優點是投資少、出版快,能夠根據形勢的發展和黨的中心工作需要,機動靈活地選擇相應的篇章來出版發行,有利于提高宣傳的針對性和時效性。兩年多時間里,該據點出版的“毛澤東選集”有10多種,總發行量超過了百萬冊以上。④這些著作,借助于報社的發行渠道,得到廣泛傳播,影響遍及東南亞和歐美地區。1947年,中共中央東北局發揮地處中蘇邊界、同蘇聯及其他國家交往便利的優勢,成立了一個俄文編譯小組,于1948年春把毛澤東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等重要文件譯成了俄文向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發行。1948年,該小組翻譯出版了第一套俄文版的《毛澤東選集》,在蘇東地區廣為流傳。⑤

  2.建立政權之后:國家戰略強勢推動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將對外出版發行《毛澤東選集》作為重大政治任務,視其為新中國對外宣傳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開始有計劃、成規模地進行毛澤東著作的翻譯出版和對外發行工作。有關部門在政策上對這項工作給予了全方位的支持和保障。機構方面:1949年12月組建了中國國際書店(即今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專門負責對外輸出中國圖書。⑥1950年5月,成立了《毛澤東選集》英譯委員會(1951年7月更名為中宣部英譯室),主要承擔《毛澤東選集》英譯工作。⑦1961年12月,中聯部和中宣部聯名就設立一個專門的常設翻譯機構一事向中央提出請示報告。當時全國正在大幅精簡機構,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央仍然批準了這個報告,決定增設一個常設機構,專門負責重要文獻的翻譯工作,即現今的中共中央編譯局。⑧1966年,毛澤東著作發行領導小組成立。這些機構的設立,不僅使《毛澤東選集》海外傳播納入正式的議事日程,同時也保證了傳播工作的統一規劃、整體推進。資金方面:推動《毛澤東選集》的海外銷售,需要大量的資金,盡管當時國家財力極為有限,仍然對中國圖書特別是毛澤東著作的海外出版發行給予了全力支持,由政府專項財政提供補貼,列入國家財政預算計劃,而且標準都遠高于其他文化事業。⑨有了充足的資金作保障,這一時期,我國在世界范圍內建立了一個龐大的、系統的經銷網絡。人才方面:當時承擔翻譯工作和發行工作的有關單位和部門都集中了全國一大批優秀外語人才,錢鐘書、金岳霖等翻譯大家都曾參與翻譯工作。⑩

  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選集》主要還只出版了少數幾種外文版本。《毛澤東選集》俄文版由師哲負責翻譯,聘請蘇聯專家協助,并根據中蘇兩黨協議,由蘇聯出版《毛澤東選集》一至三卷的俄譯本。《毛澤東選集》英文本是在英國共產黨協助下,中方出讓版權給英國勞倫斯出版社,并由其于1953年出版了前三卷。(11)《毛澤東選集》日文版是由廖承志負責翻譯,后在日本共產黨協助下于1955年在日本出版。1960年《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出版后,黨中央決定增加《毛澤東選集》外文版翻譯的文種。(12)中共中央抽調了外事、外宣、外文等部門的有關專家和工作人員組建了不同語種的翻譯班子和團隊,大量翻譯出版《毛澤東選集》。據統計,六七十年代,國內出版的外文版《毛澤東選集》(含第五卷)有“18個文種,48種版本。”(13)對外傳播《毛澤東選集》工作的另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翻譯出版毛澤東著作單行本。新中國成立后,國內出版的毛澤東著作外文版“單行本總計有2000多種版本,約占整個毛澤東著作外文版的84.5%。其中,文字20種以上、版本30種以上的有25篇。如《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書,國內就出版了24種文字、42種版本,《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國內出版了25種文字、40種版本”。(14)這些外文版《毛澤東選集》以及單行本,除少數留在國內供在華外國人閱讀學習以及館藏存檔外,絕大多數都在國外發行銷售。

  二、海外主動譯介、搜集和研習《毛澤東選集》

  若僅有中國共產黨的力推,《毛澤東選集》海外傳播也僅是單方面的,會面臨重重阻力。海外的一些組織、機構和學者等出于政治或學術等不同目的,在中國出版《毛澤東選集》以及毛澤東的單篇著作后,都很快組織翻譯成本國文字并出版發行,很多譯本都早于中國國內的譯本。

  1.體系化的文本

  海外出版的毛澤東著作,不僅有《毛澤東選集》整書以及單行本,還有各式的文集、選集。據統計,總計約有40個國家和地區翻譯出版了《毛澤東選集》。(15)其中日本是翻譯《毛澤東選集》最多的國家。日本比中國還早,即在1946年就出版了一套《毛澤東選集》。(16)日本《毛澤東選集》刊行會和京都三一書房先后編譯了三套不同卷數的《毛澤東選集》前三卷。(17)1962年6月,日本共產黨翻譯出版了日文版《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首次發行7000多冊。(18)隨后,在中國方面的協助下,日共中央組織日本中共問題專家對1953年出版的日本版《毛澤東選集》進行了修訂。(19)

  相較于整書的《毛澤東選集》,單篇文章以及單行本版本更多、覆蓋面更廣。在國外,“1949年以前先后有美、蘇、日、法、印度等幾個國家以英文、俄文、日文、法文出版過20多種不同版本的單行著作”。(20)在眾多的單行本中,流傳最為廣泛的是《實踐論》、《矛盾論》以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三篇論著。在蘇聯,理論界學習和研究《毛澤東選集》的重點和焦點是“兩論”。1950年,蘇共中央根據斯大林審閱《實踐論》后的批示意見,在蘇共中央理論刊物《布爾什維克》雜志刊登了全文。隨后,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也積極跟進,不但全文轉載,而且還配發了評論員文章,對相關內容進行介紹和評述。1952年《矛盾論》定稿后,亦首先在《布爾什維克》上發表。日本對“兩論”的學習最為廣泛。“兩論”是發行量最多的毛澤東著作單行本。在五六十年代的日本可謂家喻戶曉。(21)《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最早于1945年12月在朝鮮出版了朝鮮文版。《講話》在1946年介紹到日本時書名改為《現階段中國文藝的方向》,此后又發行了多種版本。《講話》也在歐美得到較為廣泛的傳播。美國國際出版社于1950年出版了《講話》英文本。民主德國柏林漢塞爾父子出版社在1950年出版、1952年再版德譯本《講話》。《講話》還在東南亞、南亞地區流傳,僅在印度就以英文、孟加拉文、印地文、馬拉提文、泰米爾文等多種文字進行了翻譯出版。(22)

  海外研究者還通過各種渠道搜集毛澤東著作有關的文獻資料。1945年日本外務省調查局編集了《毛澤東主要言論集》,共收入27篇毛澤東的文章、講話。美國的機構廣泛搜羅解放區各種不同版本的《毛澤東選集》。國外研究機構和研究學者還在搜集和整理原始資料的基礎上編譯和出版毛澤東文集或選集、文選等。較為著名的如下表(23)所示。海外學者還對一些重要文獻資料認真進行分析鑒別,甚至進行版本考證來探究毛澤東思想觀點的變化和發展。例如日本出版的20卷本《毛澤東集》,編輯者將那些未經修改的原始樣本與爾后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中的同一篇文章進行比較,對其不同之處都詳細注明,這就把毛澤東在撰寫發表這篇文章時的原始思想客觀地、真實地展示出來。

  2.多樣式的活動

  隨著《毛澤東選集》的出版發行,很多地方都組織了多種形式的學習研討活動。1946年4、5月間,朝鮮文學藝術總同盟組織了四五十位文學家、劇作家等參加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學習討論會。1952年5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舉辦了《講話》發表10周年的紀念會。在這方面,日本最為突出和典型。在五六十年代日本甚至還形成了群眾性的學習運動。為了學習、宣傳毛澤東思想,組織了許多學習會、座談會、講座會、研究會等,甚至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學院,長期組織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東京一些青年組織了“毛澤東思想研究會”,每星期聚會一次,學習毛澤東著作,一直堅持下來。1962年6月26日,日中友好協會愛知縣支部在名古屋舉辦了“《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出版紀念集會”,盡管這是在參議院選舉的時間里召開的,卻有大約2000名青年人前來參加。1966年,四卷本《毛澤東選集》日譯本出齊后,日本文化界為之開了慶祝會。(24)

  三、《毛澤東選集》海外傳播的背景和原因

  《毛澤東選集》海外發行和傳播之所以能夠打開局面并形成規模,一方面是海外積極探尋“紅色中國”崛起的密碼,另一方面是毛澤東與中國的內在邏輯聯系。二者共同構成了《毛澤東選集》廣傳異域的客觀背景。

  1.“站起來”的新中國引起了世界的關注和興趣

  舊中國曾經被蔑視為“東亞病夫”,但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僅僅經過了20余年就結束了一百多年慘遭列強肆意侵略、宰割的歷史,帶領中國人民贏得了民族獨立和解放。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人民在共產黨和毛澤東的領導下,又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長足進步,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亞、非、拉美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同中國一樣曾遭受外國侵略,二戰后都面臨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政治領導人和民眾都把學習中國的經驗作為首選。五六十年代的《人民日報》經常在重要版面報道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接見亞非拉國家和地區領導人以及政治、經濟、文化考察團、交流團的消息。一些國家甚至把向中國學習作為當時政府的基本策略。而在一些發達國家,嚴重的社會問題引發了人民的反抗和斗爭。最突出的是日本和法國。戰敗后的日本,面臨著美國占領和管制以及從戰爭帶來的巨大創傷中恢復等問題。(25)日本人民也希望向中國人民那樣實現“翻身做主”。法國60年代盡管經濟獲得了飛躍發展,但潛伏著深刻的社會矛盾和危機,社會斗爭愈演愈烈并最終導致“五月風暴”的爆發。法國人民特別是法國青年希冀向中國學習社會治理。但是畢竟還有很多國家沒有上述這類“需求”,它們迫切需要增進對中國了解的原因是中國國際地位的上升。1964年,美國歷史協會主席博愛德指出“對中國的了解是當前人類面臨的最迫切的精神上和實際上的要求,這一要求日益迫近”。(26)

  2.研究毛澤東是了解中國的一把鑰匙或一扇窗口

  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締造者,他在黨的創建與發展中的作用,特別是他在黨的歷史的幾個重要轉折時期的理論和實踐活動,使得毛澤東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和化身。斯諾30年代在延安時就發現:“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勢力范圍內的影響,今天大概比什么人都要大。……他的關于共產黨政策的一些主要講話,是值得認真考慮的。這些政策很可能成為造成中國命運發生根本變化的重要手段。”(27)新中國成立后,在發展中所經歷的艱難曲折與失敗教訓也同樣烙有毛澤東的深刻印記。因此,要了解中國,了解中國共產黨,研究毛澤東及其著作都是可行的方法和視角。一位美國學者指出,“一個可行的解決辦法就是研究其革命目標(即民族獨立和現代化),而最好是研究那些制定這些目標的領導人……我們研究毛澤東及其思想,為的是對中國及其過去、現在和將來的發展有所了解”。(28)為《毛澤東選集》英譯本作序的作家安尼·弗利曼特爾指出,“《毛澤東著作選集》對那些關心中國革命的內在意義以及中國革命在世界變革中的先鋒作用的人們來說是必讀之物”。(29)

  四、《毛澤東選集》海外傳播的深遠影響

  《毛澤東選集》走出國門,廣為流傳,產生的影響是多方面、長遠的,不僅對當時世界政治格局的改變具有重大影響,而且為當今國際社會交往交流奠定堅實基礎。其歷史作用為世界文化交流史所罕見甚至僅見。

  1.為中國共產黨開展革命活動贏得了廣泛的國際理解和支持

  1949年以前,在海外翻譯出版發行《毛澤東選集》的主要目的是宣傳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斗爭的方針、政策,讓外界了解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以獲取國際力量特別是共產國際和蘇聯的關注和支持。當時《共產國際》有多種文字版,共產國際領導下的各國黨支部都有可能看到它。以《共產國際》雜志作為媒介,毛澤東的著作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范圍內的傳播有了很大擴展。毛澤東在《共產國際》發表的這些著作“就使毛澤東的名字和智慧被中國以外的世界所矚目。從那時起,毛澤東及其思想以自身的力量向世界證明中國革命的興起與發展,開始讓世界了解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的中華民族是怎樣為生存、為光明而戰”。(30)全面內戰爆發一年多后,當時海外僑胞對內戰局勢的發展趨勢不甚明了。新民主出版社將毛澤東于1947年冬在一次中央會議上做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報告,納入《毛澤東選集》系列出版發行,極大滿足了港澳和南洋一帶讀者了解中國解放戰爭進展的愿望,極大增強了他們對解放戰爭能夠取得勝利的信心。

  2.為第三世界國家取得民族獨立提供了理論指導和實踐經驗

  20世紀50年代后,世界很多國家和地區都爆發了規模空前的民族解放運動。《毛澤東選集》在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出版發行,適應了實際斗爭的需要。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普通民眾和政治領導人物,都從《毛澤東選集》中汲取思想理論指導。非洲青年學生“為了從毛澤東著作中去尋找行動的指南,解決自己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問題,他們不是一般性地學習,而是帶著強烈的愿望,充滿革命激情地去學習”。(31)在這些國家和地區,許多讀著毛澤東著作成長起來的人后來都成為該地區革命活動的領導者,如被譽為“游擊戰大師”的埃爾內斯托·切·格瓦拉、古巴領導人勞爾·卡斯特羅、巴西前總統路易斯·伊納西奧·盧拉·達席爾瓦等。毛澤東著作對于他們組織革命政黨和革命組織,武裝其組織成員的思想,開展民族民主革命運動,起到了重大作用。厄瓜多爾印第安人聯合會書記西爾索·費爾洛斯說他讀過21本毛澤東寫的小冊子,每讀一遍就覺得有更深刻的體會。毛澤東關于革命斗爭的理論,“特別是關于農民運動的理論,對于拉丁美洲的革命事業尤其具有重大意義。在拉丁美洲,誰要是忽視農民這一重要力量,誰就休想領導人民革命得到勝利”。幾內亞民主黨達拉巴行政區書記說,讀了毛澤東“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這個文獻后,懂得了帝國主義不僅是應該反、可以反,而且是可以打倒的,大大增強了反對帝國主義的勇氣和信心。南非首位黑人總統曼德拉因從事革命活動被捕后,在獄中反復研究《毛澤東選集》。(32)與曼德拉一樣,津巴布韋民族聯盟領導人穆加貝總統也是在監獄中學習研讀《毛澤東選集》,并且將毛澤東的游擊戰術用于實際斗爭中,經過數年的艱苦努力,最終取得革命勝利。

  3.為海外中國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條件

  海外許多專家學者從毛澤東著作著手,對包括毛澤東思想在內的中國問題進行了廣泛和深入的研究,不僅著書立說,出版了大量關于毛澤東、關于中國的論著,而且還爭取到了包括政府部門在內的多方力量的支持,創辦了一批研究中國的學術機構,例如美國哈佛大學的東亞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中國資料收藏部,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和非洲學院的現代中國研究中心等;涌現出了一批在國際上享譽盛名的“中國通”專家學者,如日本的近藤邦康、竹內實,英國的斯圖爾特·R.施拉姆,美國的麥斯納、費正清、史華慈、佩弗、魏特夫,澳大利亞的泰維斯、尼克·奈特、格雷厄姆·楊等。在他們的研究成果中,關于毛澤東的研究占有相當的權重,約占全部著作的四分之一。(33)

  4.為中國文化再次大規模走向世界打下了良好的智識基礎

  毛澤東思想是誕生于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富含中國文化的理念和價值。《毛澤東選集》不僅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和原理,還富藏著豐富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日本學者松村一人認為,“毛澤東的所有著作里都貫穿著中國思想遺產的深入繼承”。(34)伴隨著《毛澤東選集》在海外的傳播,中國文化及其價值觀逐漸被一些國家和民族的人民所認同、接納。莫桑比克人在理解“人終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這句話時,進行了引申和發揮,加入了自己國家的元素,變成了自己的民族語言。實際上,在具體傳播的出版物品種中,除了《毛澤東選集》和毛澤東的其他著作,更多的還是中國歷史文化、中國傳統藝術以及中國文學等內容的出版物。其中向國外讀者介紹中國的自然、人文等中國基本知識類讀物和內容健康、故事優美的兒童文學作品和中國民間故事的外文譯本以及內容富有民族特色、插圖形象生動、雅俗共賞的畫冊等,受到國外讀者的歡迎。(35)這些出版物的傳播,便利和促進了世界各國人民對中國和中國文化的了解。

  5.為世界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毛澤東選集》所承載的毛澤東思想也是世界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思想體現著在亞洲最大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反帝斗爭普遍化時期的馬列主義的發展階段。”(36)《毛澤東選集》在國外的傳播的模范和帶動作用,促進了一些國家和地區的馬克思主義革命政黨將馬克思主義與當地實際情況相結合,更好地指導革命實踐,實現馬克思主義某個國家化、某個地域化,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五、《毛澤東選集》海外傳播對中國理論“走出去”的啟示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要讓世界知道“理論中的中國”。推動“中國理論”對外傳播,作為傳統媒介的出版物仍然發揮著主渠道作用。這方面,《毛澤東選集》行銷海外歷程中積累的典型經驗對于當今提升中國理論“走出去”的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示。

  1.力量:官民結合更長久

  中國理論對外傳播是為國家政治外交戰略服務的高度政治化的文化行為,無疑需要依靠政治人物尤其是政治組織機構來主導推動和進行。但是僅靠這一力量,傳播活動常常會伴隨著政治關系的冷熱而起伏。《毛澤東選集》在斯大林的親自推動下在蘇聯以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得到了較為廣泛的傳播。尤金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維·米海耶夫的《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阿·亞歷山德羅夫的《介紹〈毛澤東選集〉俄文版第三卷》、姆·哈爾拉莫夫的《〈毛澤東選集〉俄文版第四卷》以及麥·米丁的《毛澤東選集》等著名理論家的文章和著作,都對《毛澤東選集》給予了肯定性評價。但在中蘇關系破裂后,蘇聯理論界的評價來了個180度大轉彎,對毛澤東的許多論著都給予了否定評價。民間力量更具靈活性、廣泛性和多樣性,能夠對官方渠道起到彌合與融合作用,推動的傳播活動也能夠更持久穩定。在日本,積極傳播《毛澤東選集》的主要力量來自民間,包括巖波書店、角川書店、青木書店、三一書房、大安株式會社等出版商和松村一人、竹內實、新島淳良、野坂參三、鹿地亙等學者。20世紀70年代末以后,雖然毛澤東著作“熱潮”消退了,但是面向普通讀者和學術研究的活動仍在繼續。1986年,日本毛澤東思想學院在院刊《學院新聞》刊載了《毛澤東逝世十周年感想》和《繼承人民革命的思想,掌握“群眾路線”的武器》的紀念文章,還在大阪郵政會館舉辦了講演會和討論會,小野信爾和石田未子等做了專題講演。(37)2001年,中央公論新社出版了《論游擊戰》;2005年,河出書房新社出版了《毛澤東:實踐論、矛盾論和論人民民主專政》等。(38)推動中國理論“走出去”,不論出版物傳播還是其他形式的傳播,都應鼓勵和吸引更多的智庫、科研院所、非政府組織等民間力量加入進來,擴大非政府主體之間的交流和合作。

  2.渠道:巧妙借助更多元

  《毛澤東選集》成功走向世界,最常見的順借渠道,一個是經貿文化交往活動,不少國家的貿易團體與中國進行經濟交往的過程中,將在中國獲得的毛澤東論著帶回去。一個是對外援助時攜帶毛澤東著作。新中國曾經派出2萬多建設大軍在蒙古國援建,為了滿足中國授建隊伍的閱讀需求,1953-1960年這8年時間里,有近55萬冊的中國圖書來到了蒙古草原。(39)一個是參加國際圖書展銷,我國曾長期參加敘利亞大馬士革國際書展,包括《毛澤東選集》在內的大量新中國書刊發行到中東阿拉伯地區。推動中國理論“走出去”,不僅要繼續加大與國外主流出版發行渠道和書店的對接和聯系,拓展國際主流營銷渠道,更需要與時俱進地探索和創新渠道方式。

  3.內容:適當變通更契合

  中國理論海外傳播需要跨越國界、跨越語言、跨越文化,傳播主體和傳播受眾不可避免存在文化差異,遭遇傳播障礙,需要采取相應靈活的策略。《毛澤東選集》在日本傳播過程中,日本方面為了使日本民眾更易讀懂,僅文字翻譯就先后進行了三次。(40)同時,為了契合傳入國民眾的閱讀習慣和思維特點,海外在出版《毛澤東選集》時也常對版本進行拆分,對部分內容進行簡縮。《毛澤東選集》原英譯本有5卷,簡縮版第一部分是“政治和戰略著作”,第二部分是“哲學著作”。推動中國理論“走出去”,要加強同傳入國和地區的出版機構的溝通和合作,以更加開明的姿態、更具包容的方式,根據當地讀者的閱讀習慣和需求,在內容和方式上允許進行相應的靈活處理,使得傳播的形式和內容更接地氣。

  4.方式:攜手文化更柔性

  文化是一種“無需投入過多卻極其有用的軟權力資源”,“如果其文化與意識形態有吸引力,其他國家將更愿意追隨其后”。(41)在接受外來文化時,政治意識形態層面比較受抗拒,文化作為一種“軟力量”則更容易被接納。《毛澤東選集》海外傳播過程中,和毛澤東著作一同大量傳播海外的還有一大批代表中國文化的圖書、書畫作品等。1982年,中國國際圖書總公司在坦桑尼亞參加書展時,不時有一些大人帶著孩子來詢問是否有《狼牙山五壯士》、《海娃的故事》等書,而當時這些書在國內已經很少出版。原來他們小時候在閱讀毛澤東著作(當場還能背誦出毛澤東經典語錄)的時候,還經常看中國的書和報。(42)推動中國“理論”走出去,需要導入文化的力量,結合文化活動,在文化潛移默化的熏陶中增加對中國理論的認知和認同。

  注釋:

  ①本文主要考察分別于1951年、1952年、1953年和1960年出版的第一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在海外的傳播情況。同時,收集到《毛澤東選集》中的一些篇章以及以“毛澤東選集”“毛澤東文集”等命名的毛澤東著作集也在海外得到廣泛傳播,這一類文獻也在本文考察范圍。

  ②劉金田、吳曉梅:《塵封:〈毛澤東選集〉出版的前前后后》,臺海出版社,2012年,第226~227頁。

  ③陳日濃:《中國對外傳播史略》,外文出版社,2010年,第60~61頁。

  ④吳仲:《記香港新民主出版社》,《新文化史料》1992年第2期。

  ⑤周純良:《李立三傳》,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9~140頁。

  ⑥何明星:《紅色經典的海外遺產》,《南風窗》2009年第2期。

  ⑦陳矩弘:《新中國出版史研究(1949-1965)》,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13頁。

  ⑧馮雷:《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走向世界——近代以來中國最大規模的對外思想傳播》,《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年4月25日。

  ⑨何明星:《天下誰人不識君——毛澤東著作的海外傳播》,《光明日報》2011年7月5日。

  ⑩尹承東:《從毛澤東著作的翻譯談建國以來的中譯外工作》,《中國翻譯》2005年第9期。

  (11)何明星:《中國圖書在世界的傳播與影響》,新華出版社,2014年,第37頁。

  (12)周東元、亓文公:《中國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選編》(一),新星出版社,1999年,第180~182頁。

  (13)施金炎:《毛澤東著作版本述錄與考訂》,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5年,第14頁。

  (14)同上。

  (15)張清華:《〈毛澤東選集〉海外版本的新發現》,《文獻鑒藏》2013年第6期。

  (16)同上。

  (17)蘇容:《毛澤東論著在日本的傳播及啟示》,重慶交通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

  (18)廖蓋隆、李峰華:《毛澤東大典》(傳播·研究·影響卷),沈陽出版社,1993年,第54頁。

  (19)張廣信、馬啟明:《國外毛澤東思想研究評析》,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45頁。

  (20)施金炎:《毛澤東著作版本述錄與考訂》,1995年,第148頁。

  (21)趙永茂等:《毛澤東哲學思想研究在國外》,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138~139頁。

  (22)涂武生:《〈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國外的傳播和影響》,《岱宗學刊》2000年第1期;徐平:《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世界各地的出版和傳播》,《出版參考》1999年第12期。

  (23)資料來源:范小強:《近百年來毛澤東著作海外出版傳播》,《出版發行研究》2016年第10期;諸葛蔚東:《毛澤東著作在日本的出版傳播與影響》,《出版參考》2016年第9期;畢劍橫、錢宏鳴、畢嵐:《國外毛澤東研究述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0頁。

  (24)廖蓋隆、李峰華:《毛澤東大典》(傳播·研究·影響卷),1993年,第54頁。

  (25)馮端云、高秀清、王升:《中日關系史》(第三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9頁。

  (26)廖蓋隆、李峰華:《毛澤東大典》(傳播·研究·影響卷),1993年,第18頁。

  (27)[美]埃德加·斯諾:《斯諾文集》(第Ⅱ卷),新華出版社,1984年,第65~72頁。

  (28)廖蓋隆、李峰華:《毛澤東大典》(傳播·研究·影響卷),1993年,第18頁。

  (29)《美〈新共和〉周刊載文評美出版〈毛澤東著作選集〉》,《參考消息》1963年2月1日。

  (30)廖蓋隆、李峰華:《毛澤東大典》(傳播·研究·影響卷),1993年,第1頁。

  (31)廖蓋隆、李峰華:《毛澤東大典》(傳播·研究·影響卷),1993年,第127頁。

  (32)《曼德拉曾在獄中偷偷慶祝中國國慶讀完毛澤東選集》,《新京報》2013年12月7日。

  (33)祖毅、任榮珍:《漢籍外譯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9頁。

  (34)趙永茂等:《毛澤東哲學思想研究在國外》,1993年,第117頁。

  (35)方厚樞:《中國出版史話新編》,河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91~292頁。

  (36)廖蓋隆、李峰華:《毛澤東大典》(傳播·研究·影響卷),1993年,第21頁。

  (37)縱橫:《日本毛澤東思想學院隆重紀念毛澤東逝世十周年》,《毛澤東思想研究》1986年第4期。

  (38)諸葛蔚東:《毛澤東著作在日本的出版傳播與影響》,《出版參考》2016年第9期。

  (39)何明星:《中國圖書在世界的傳播與影響》,2014年,第131頁。

  (40)黃辛:《回顧毛澤東選集日文版翻譯工作》,《臺盟》2003年第6期。

  (41)[美]約瑟夫·奈:《硬權力和軟權力》,門洪華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97、108頁。

  (42)何明星:《天下誰人不識君——毛澤東著作的海外傳播》,《光明日報》2011年7月5日。

作者簡介

姓名:李雪梅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李中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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